柏克曾言，道德和政治上的國家不同於地理上的國家，二者可能是不一致的。武裝反抗制憲會議(the Covention)的法國人同武裝反抗國王查理的英國人一樣都是愛國者，因為他們認為有一種比服從實際統治者更高的義務。柏克說：「在談及法國時，在試圖 ...

民族因素在國家中的巨大重要性，存在於這樣一個事實之中：它是政治能力的基礎。一個民族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國家的形式和生命力。有些政治習慣和觀念屬於某些特定的民族，並隨着民族歷史的進程而發展變化。剛剛走出野蠻狀態的民族，因文明的過度發展而精 ...

[1]當雅典民主墮落到頂點時，當軍官們在阿爾吉努塞受到違憲條令的指控，而蘇格拉底獨自守護着法律的神聖時，色諾芬說，人民高聲叫嚷着：阻止他們為所欲為有違常理。若干年後歐克里戴斯執政，恢復了原有的憲法，雅典人的自由，雖然不是他們的 ...

根據近來的事件加以觀察，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既不難理解，也有着獨特的教益。因為合眾國的分化不是偶然的、輕率的或暴力的進程，而是許多事件構成的一個長期過程的正常而不可避免的後果，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憲法自身的產生。在這裡我們發現了不團結的幼芽，它的 ...

迪金森先生希望「參議院應由最著名的——因其出身階層和財產數量而著名——人物組成，而且應儘可能地刻意模仿英國貴族院。」[11] 南卡羅里納的平克尼先生說：「關於大不列顛政制已談論得很多了。我承認，我相信它是現存最好的憲政制度 ...

這種政策的正當理由，只能來自這樣假設，即當各州的權力在一個強大的中央權力面前消失時，制憲者所反對的民主原則將被徹底征服。但在這一點上漢密爾頓未能如願以償。民主原則獲得了新的勢力，制憲會議的精神並未存在很久，繼而一個強有力的聯邦權威變成了威脅 ...

這也正是司通理法官說出以下言論時所要表達的意思：「我要說明共和制政府中的基本真理：少數人擁有不言而喻和不能讓渡的權利；多數人不代表一切，少數人不是一錢不值；人民不可為所欲為。」 韋伯斯特抱有同樣想法，但他對實際狀況持樂觀的觀點，他說：「 ...

希爾雷思對1801年傑斐遜就職時兩種體制的鬥爭描繪如下：「從黨派界限清楚劃分的那一刻開始，反對派就已擁有數量上的優勢，惟有聯邦黨人超凡的精力、智慧和實踐技巧與之對抗。在華盛頓偉大而受人尊敬的名望以及無與倫比的影響力的支持下，他 ...

約翰·昆西·亞當斯在國會宣稱，已經出現退出的決定。他勸告說，「禁運令持續的時間過長，肯定會受到暴力抵抗，州立法機構，甚至州司法機構，都會支持這種抵抗。……多年來，它們的目標一直就是解散聯邦和建立一個分立的邦聯。」二十年後，當亞當斯成為總統時 ...

新英格蘭的製造業主覺察到保護他們商品的好處。在1820年一篇回憶塞勒姆商人的文章中，司通理寫道：「最明顯的事情莫過于此：許多製造業主和他們的朋友，正在嘗試用一種荒謬的方法拔除我們稅收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則，這一方法建立在一種偏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