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全球通史第全球通史

西方入侵的主要影響是產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機。 由於簽定了那些條約，幕府遭到了兩種互相衝突的壓力：一種來自要求履行條約各條款的外國列強；另一種來自竭力排外的日本人民。 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薩摩、長州、服前和土佐四潘即通常所稱的薩長集團，利用了人民的這一情緒。 1858至1865年間，他們以「尊王攘夷」為口號向歐洲人及其僱傭者發動了進攻。 
外國列強對此進行報復，于1863年轟炸了鹿兒島上的薩摩港，于1864年轟炸了長州沿岸的防禦工事。 這一行動給氏族首領們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時，他們丟開排外主義，企圖得到西方的武器裝備。 兩年後，天皇去世，德川幕府倒台，為所謂的「明治維新」掃清了道路。 德川氏族的權力和封地被剝奪，他們的地位為薩長諸氏族所取代；薩長諸氏族從此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義控制了全國。 
正是為這些氏族服務的青年武士們，這時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領導，使日本能成功地實行現代化。 
應該指出，這時的日本正象中國一樣也已完全淪于西方的控制之下。 外國在諸港口建立租界，這些租界利用其治外法權之類的種種特權，按照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市政機構的方式在當地建立起市政機構。 由於日本國內紛爭四起，這些外國機構都希望日本能象亞洲其他國家一樣，迅速淪于西方的統治之下。 但是，與中國的文人學土完全不同，日本年輕的新領導人認識到，他們已在某些領域受到阻礙；更重要的是，他們願意並能夠對此做些事情，並且知道應該做些什麼。 
如果有人指出，即使在日本閉關自守的幾個世紀中，日本領導人也不怕麻煩地去瞭解歐洲發展的情況，那絲毫不令人奇怪。 事實上，允許荷蘭人繼續留在日本經商，主要是為了向他們打聽外部世界的情況。 幕府和諸氏族都提倡軍事工業，維持學習外國語言和外國課本的學校。 當時，總的知識水平已達到這樣的程度：在自然科學方面，物理學已從化學中分離出來；在醫學方面，學生們在諸如外科學、兒科學、產科學和內科學之類的專門領域裡受到培養。 
在長崎海軍學校，只是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的基礎打牢之後，才開始教授航海和射擊課程。 換句話說，日本人對西方文化始終更具鑒別力，更易產生反應。 這一點在下面這段讚揚美國的頌文中得到清楚說明；這篇頌文大約是在中國皇帝傲慢地通和喬治三世國王，說中國不需要西方蠻族的任何東西的同時，由一位日本學者撰寫而成的。 
談到漂亮的建築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與英國相比。 在製造精美產品方面，也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英國。 在荷蘭人輸入的商品中，沒有什麼比表更珍貴的了。 有些表做得非常精緻，以致于要有剖開頭髮的本領方可製作。 
倫敦被認為是世界上將這種工藝品製作得最好的地方，其次是法國的巴黎，再就是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實際上，在這三個首都中生活的人民是這個世界上無與倫比的，他們是最高明的人。 這三座城市的人民儘管同其他人一樣都是凡人，卻如此出類拔萃，這是為什麼呢？
根據上述背景，不難理解：為什麼一旦西方人入侵，日本人的做法就完全不同於中國人。 這種差別從一開始就很明顯；當時的英國官員埃爾金伯爵在以下這段值得注意的話中對這種差別作了描述：
中國人和日本人在習慣和感覺方式方面存在着差別，這一差別無疑有這樣一個結果：在中國人不斷後退，並很可能會繼續後退到帝國徹底崩潰時，日本人即使不實際處于逐漸進步的狀態之中，也處在從即將灑向他們的一片強光中得益的狀態之中，處在利用那些中國人不屑一顧、而日本人在開始更加瞭解我們對多半不但能夠採納並急於採納的進步和發明的狀態之中。 
埃爾金伯爵的預言的正確性很快得到證實。 1868年，天皇頒佈了一篇警文即「五條誓文」，其目的在於平息全國騷亂，闡明新政權的目標。 這個檔案着重強調了兩大點：「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破除舊習。 …求知識于世界」。 
事實上，西方思想和西方物品在19世紀70年代已大為流行起來。 吃牛肉、穿長褲、攜帶雨傘、炫耀手錶和鑽石戒指等現象開始風靡一時。 1878年創作的一首兒歌是這種觀念的最好說明。 據G．B．桑塞姆說，「這首兒歌叫作‘文明球歌’，創作它的目的是要使青年人深深感到西方文化的優越性。 
拍球時，他們通過背誦被認為最值得採納的10種東西的名字即氣燈、蒸汽機、馬車、照相機、電報、避雷針、報紙、學校、信箱和輪船來計算球彈跳的次數。 」
日本新領導人不讚成這種不加區別地奉承所有西方東西的做法。 他們並不對西方文明本身感興趣，而僅僅對其中增強了民族力量的那些組成成分感興趣。 在閉關自守時期當印度的拉姆·莫漢·羅伊在啟蒙運動的思想體系方面與孔多塞相一致時，日本人已瞭解歐洲人在數學、科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成就，但沒有注意文學、哲學和社會科學。 同樣，他們現在提出了一個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於建立一個強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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