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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實際上使資本家能夠把這個價值全部作為收入消費掉，除非他要從中取出某些部分，轉給另外的參與者，比如作為地租轉給土地所有者，這時，這些部分就形成這種第三者的收入。這同一情況也就是我們的資本家所以要從事商品生產的動機。但是，無論是他原來獵取剩餘價值的善良意圖，還是這種剩餘價值後來被他和其他人作為收入用掉，都不會影響到剩餘價值本身。它們改變不了剩餘價值是凝固的無酬勞動這一事實，也改變不了剩餘價值的量，這個量是由完全不同的條件決定的。
但是，如果亞·斯密想要象他所做的那樣，在考察商品價值的時候，就研究商品價值的不同部分在整個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那很清楚，當某些部分執行收入的職能時，另外的部分同樣不斷地執行資本的職能，因此，按照他的邏輯，這些部分也應該稱為商品價值的構成部分，或商品價值分解成的部分。
亞·斯密把一般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等同起來；生產資料一開始就是「資本」，勞動一開始就是僱傭勞動，因此，
「有用的和生產的工人的人數到處……都和用來使他們就業的資本的量成比例」(序論第
12頁)。
總之，勞動過程的不同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一開始就是戴着資本主義生產時期的面具出現的。因此，對商品價值的分析，也直接與這種考慮相一致：一方面這個價值在什麼程度之內只是所花費的資本的等價物；另一方面它在什麼程度之內是「免費的」、不補償任何預付資本價值的價值，即剩餘價值。從這個觀點加以互相比較的各部分商品價值，這樣就不知不覺地轉化為它的獨立的「組成部分」，並且最終地轉化為「一切價值的源泉」。進一步的結論是，商品價值由不同種類的收入構成，或「分解為」
431不同種類的收入，這樣一來，不是收入由商品價值組成，而是商品價值由「收入」組成。
但是，正如商品價值或貨幣執行資本價值的職能，並不改變商品價值作為商品價值的性質或貨幣作為貨幣的性質一樣，商品價值後來執行這個人或那個人的收入的職能，也並不改變商品價值的性質。亞·斯密所要研究的商品，一開始就是商品資本(它除了包含生產商品時消耗的資本價值，還包含剩餘價值)，也就是以資本主義方式生產的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結果。因此，本應該先分析這個生產過程，從而分析其中包含的價值增殖過程和價值形成過程。但因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前提本身又是商品流通，所以，在闡述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時，就要撇開這個生產過程，事先分析商品。
亞·斯密有時「內在地」抓到了正確的東西，即使在這種場合，他也只是在分析商品的時候，也就是在分析商品資本的時候，才考慮價值的生產。
III、以後的經濟學家
李嘉圖几乎是逐字地重複亞·斯密的理論：
「必須懂得，一個國家的全部產品都是要消費掉的，但究竟由再生產另一個價值的人消費，還是由不再生產另一個價值的人消費，這中間有難以想象的區別。我們說收入節約下來加入資本，我們的意思是，加入資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產工人消費，而不是由非生產工人消費。」(《原理》第
163頁)
事實上，李嘉圖完全接受了亞·斯密關於商品價格分解為工
432資和剩餘價值(或可變資本和剩餘價值)的理論。他和斯密爭論的問題是，
1、關於剩餘價值的各個組成部分：李嘉圖把地租排除在剩餘價值的必要的要素之外；
2、李嘉固把商品價格分解為這些組成部分。因此，價值量是前提。他假定各組成部分之和是一個定量，並以它為出發點，而亞·斯密卻相反，他常常背離自己固有的比較深刻的見解，總是事後由各個組成部分相加得出商品的價值量。
拉姆賽反對李嘉圖，他說：
「李嘉圖忘記了，全部產品不僅分為工資和利潤，而且還必須有一部分補償固定資本。」(《論財富的分配》
1836年愛丁堡版第
174頁)
拉姆賽所說的固定資本，正是我所說的不變資本：
「固定資本存在的形式是這樣的：它雖然用來製造處在加工過程中的商品，但不用來維持工人的生活。」(第
59頁)
亞·斯密把商品的價值，從而把社會年產品的價值，分解為工資和剩餘價值，從而分解為單純的收入，但是他反對從這種論斷中必然得出的結論：全部年產品都可以被消費掉。具有獨創精神的思想家從來不會作出荒謬的結論。他們把這件事留給薩伊和麥克庫洛赫之流去做。
薩伊實際上輕而易舉地處理了這個問題。一個人的資本預付就是或曾經是另一個人的收入和純產品；總產品和純產品的區別純粹是主觀上的，
「因此，一切產品的總價值，是作為收入在社會上進行分配的」(薩伊《論政治經濟學》
1817年版第
2卷第
64頁)。「任何產品的總價值，都是由促成它的生產的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和勤勞者的利潤{工資在這裡充當「勤勞者」的利潤}相加而成的。因此，社會的收入和生產的總價值相等，而不象某派經濟學家{重農學派}所認為的那樣，只和土地的純產品相等。」(第
63頁)
433順便指出，薩伊的這個發現也為蒲魯東據為己有。
施托爾希在原則上也接受亞·斯密的學說，但發現薩伊對這一學說的實際應用是站不住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