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全球通史第全球通史

在殖民地世界處於民族革命的痛苦中的同時，歐洲本身正充滿着社會革命。 在整個歐洲大陸，舊秩序正受到懷疑，這一方面是因為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創傷，一方面是因為偉大的俄國革命的影響。 因此，1929年以前十年的歐洲歷史主要是革命勢力和反革命勢力之間進行鬥爭的歷史。 在蘇俄，共產主義在經曆數年內戰和干涉之後正勝利地興起。 
在中歐，激進的革命力量遭到鎮壓，各種非共產主義政權，從德國的自由魏瑪共和國到匈牙利的右派霍爾蒂政府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墨索里尼國家，已相繼出現。 西歐未遭到如此猛烈的騷擾，然而，即使在西歐，傳統的議會機構的權力也因經濟困難、大規模失業和內閣不穩定而被濫用。 到20世紀20年代末期時，秩序似乎正在歐洲得到一定的恢復。 繁榮程度在增長，失業人口在減少，各種國際問題似乎也因《道威斯計劃》、《洛迪諾公約》、《凱洛格一白裡安公約》和蘇聯作出的進行五年計劃而不進行世界革命的保證而得到解決。 
在大蕭條促成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系列國內危機和國際危機以前，歐洲正在恢復到正常狀態，或者說著起來如此。 
一、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勝利
反革命和外來干涉的起因　布爾什維克于1918年3月　3日簽訂了條件苛刻的《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和約》（見第二十章
第四節），希望他們終於能從戰爭轉到建立社會新秩序這一更合意的任務上來。 但是，他們卻注定要再打三年多仗，以對付反革命和外來干涉。 從某種程度上說，進行反革命的是有產階級的成員——軍官、政府官員、地主和商人；他們由於種種明顯的原因而希望擺脫布爾什維克。 不過，非布爾什維克左派的各種成員也同樣熱中于反革命活動，他們中社會革命黨人人數最多。 
他們在需要進行社會革命的問題上同布爾什維克意見一致，但非常憎恨布爾什維克壟斷革命。 他們視布爾什維克1917年11月7日的政變為十足的背叛，尤其是因為1917年11月25日選出的立憲會議中，布爾什維克只占175席，而社會革命黨人占370席，其他各黨派代表占159席（見第二十章
第四節）。 因此，非布爾什維克左派帶頭組織地下反對活動，而右派分子則領導軍隊進行從哥薩克地區開始的公開叛亂。 
這些反布爾什維克集團得到了西方列強的支持與援助，後者這樣做是出於各種原因-一如布爾作維克爭取世界革命的使人惱火的運動。 在歐洲和殖民地地區，布爾什維克號召「勞苦大眾」「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 西方許多領導人作出的反應自然是企圖在這些馬克思主義煽動者點燃遍及全世界的革命的導火線之前把他們消滅掉，另外，英法某些政治家錯誤地認為布爾什維克是德國總參謀部的工具，也希望除去他們，以便讓俄國重新回到戰爭中來。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協約國以往大量貯存在俄國的軍用物資的處理問題，這些軍用物資有16萬多噸貯存在摩爾曼斯克，80萬噸貯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西方列強擔心布爾什維克會情願或不情願地讓這些物資落入德國人手中。 
協約國干涉的背後還隱藏着經濟動機：布爾什維克將外國財產收歸國有和拒付外國債務的做法自然使有勢力的既得利益集團開始持敵對態度，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利用他們的權勢來促成干涉。 內戰過程在這些情況下，俄國邊境地區——阿爾漢格爾一摩爾曼斯克北部地區、波羅的海沿海諸省、烏克蘭、頓河地區、外高加索和西伯利亞——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簽訂後不久便成立了幾個反革命政府。 這些政府除了在某些戰線得到軍事顧問和小股分遣部隊外，還得到了大量的資金和軍用物資。 軍事行動開始後不久，西方的戰爭便結束了，於是提出了協約國的干涉是否應進一步進行的問題。 
原先有關讓俄國重新回到戰爭中來和阻止德國人奪得軍用物資的爭論這時已毫無意義。 
在巴黎的會議上，協約國領導人討論了是否繼續進行干涉的問題。 威爾遜總統和勞合·喬治首相都贊成立即停戰。 但是，喬治·克列孟梭堅持認為，整個歐洲已受到革命的威脅，必須將布爾什維主義消滅在其發源地。 為了在國內履行自己的政治職責，威爾遜和勞合·喬治不得不離開會議，因此，他們都未能堅持自己的意見。 
他們留下的代表、國務卿羅伯特·藍辛和陸軍大臣溫斯特·丘吉爾都持有與克列孟橫較接近的觀點。 因而，達成了繼續進行干涉的決議；這一重大抉擇將意味着三年多的戰爭和戰後數年國與國之間互不信任這種令人難以接受的遺產。 
起先，布爾什維克遭到了一個又一個失敗，其原因僅在於舊的俄國軍隊已四分五裂，且沒有別的東西可代替。 國防人民委員列甫·托洛斯基逐步建立起一支新的軍隊——紅軍，到1918年年底時，紅軍的人數約達50萬。 當全國各地發生叛亂、協約國軍隊在沿海地區登陸時，這支軍隊時常不得不在24條不同的戰線上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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