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史記全集譯注第史記全集譯注

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1）！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郁兮柏冬日（2）。 延道弛兮離常流（3），蛟龍騁兮方遠遊。 歸舊川兮神哉沛（4），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氾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5），北渡污兮浚流難（6）。 搴長茭兮沈美玉（7），河伯許兮薪不屬（8）。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頹林竹兮楗石菑（9），宣房塞兮萬福來。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 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粱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 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十；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 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 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 然其著者在宣房。 
（1）皓皓旰（ｈaｎ，汗）旰：皓同「昊」，大；旰亦有大意。 所以皓皓旰旰極言水勢汪洋恣肆貌。 閭：州閭、里閭。 民居所在。 殫（ｄ□ｎ，丹）：盡。 全句可譯為浩大的水勢喲里閭民居盡化為河。 （2）沸郁：猶言沸沸揚揚，擁擠喧鬧貌。 柏：《集解》引徐廣語說：「柏猶迫也。 」漢武帝至瓠子塞決河在元封二年（前109）四、五月間，時已入夏，猶言「迫冬日」，是設想之詞。 （3）延：《漢書·溝洫志》作正。 延亦通。 《索隱》解釋說：「言河之決，由其源道延長弛溢，故使其皆離常流。 」（4）《漢書·溝洫志》顏師古引臣瓚說；「水還舊道，則群害消除，神祐滂沛也。 」神祐滂沛就是神靈護祐之德滂沱充沛的意思。 （5）湯湯（ｓｈ□ｎｇ，商）：水大流急貌。 潺（ｃｈaｎ，纏）湲（ｙｕaｎ，原）：水徐行貌。 潺湲之水被激而為大波濤，謂之激潺湲。 顏師古註：「湯湯，疾貌也；潺湲，激流也。 」亦可。 （6）污（ｙ□，淤）：通紆。 紆曲回轉。 《漢書·溝洫志》作回，通。 浚（ｊuｎ，俊）：疏浚。 《漢書·溝志》作迅。 水曲則流急，而云「迅流難」，與義不通。 （7）搴長茭：捆成長束的茭草，又稱為草龍、草帚等，為塞河所必須。 （8）薪不屬：猶言薪不繼、不足。 屬，是連屬的意思。 （9）顏師古注說：「（同頹）林竹者，即上所說「下淇園之竹以為楗」也。 石菑謂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 」十靈軹：渠名。 《集解》引如淳語說：「《地理志》周至有靈軹渠。 」堵水：《集解》引徐廣語說：「一作諸川。 」(11)東海：梁玉繩《史記志疑》考為北海之誤。 鉅定：《集解》解釋說：「鉅定，澤名」。 (12)佗：同「他」。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1），遂至於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2）；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於朔方。 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1）九江：有三說：一認為長江在荊州界內分為九道支流，然後又會為一條大江，如漢儒孔安國等主此說；二認為九江各自別源，是今江西省九江市以 南的九條支流，會合於長江，孔穎達說江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為江，所以這九條支流稱為九江。 九江之名載於《禹貢》「九江孔殷」條注文之中，今已不知其所指，故不錄。 三是以為九江就是彭蠡澤，即今洞庭湖，宋儒胡旦、朱熹等主此說。 （2）中華書局標點本《史紀》以漯洛為一渠，誤，中間宜加頓號分開。 漯為漯水，就是前文所說：禹分河為二渠，「北載之高地」之一的漯水，源自河南武陟縣流經河北、山東入海；洛水就是《禹貢》所說：「導洛自熊耳」中的洛水，是伊、洛之洛，不是陝西境內的渭、洛之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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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譯注
平准書第八
劉洪濤 譯注
【說明】
《平准書》所述是漢代平准政策產生的由來，實際上系統介紹了漢武帝以前的富國政策。 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大一統的封建集權政府是如何利用權力，扼殺、限制工商業的發展，以求解決自身財政危機的。 其主要措施是改變錢法、賣官爵和賣復徒法、官賣政策（由官賣鹽鐵發展到平准法的確立）、強制征商等，對於整個封建制度，這是一個探索過程，也給後人留下了深刻教益。 
漢初，國家貧困，經濟蕭條，為了鞏固新建立的封建國家，採取了減輕錢重，以便利流通，求得商業發展的政策，結果反而造成物價飛漲、通貨膨脹的局面。 後來不得不逐漸增加錢重，還通過改鑄錢、官鑄錢的措施以打擊商人。 無疑，漢政府從中得到很多好處，尤其是改鑄錢，宣佈舊錢無效，使士農工商通過各種辛勤勞動換來的硬通貨，一夜之間化為廢銅。 但受害者主要是農、工百姓，對商人的打擊卻很有限，錢幣多變，他們便通過「多積貨逐利」；政府獲利也是短暫的，並不能使商業發展，從而根本上改變國家的經濟狀況。 由此可見，貨幣僅是流通工具，自有其存在規律，以行政手段，企圖通過改變發行這種掠奪性的措施以從中取巧，是有害無益的。 賣官爵和賣復徒法也是改變國家財政狀況的權宜之計，效果更差，會造成一系列弊端，如引起機構膨漲，官爵賤、法律輕等。 為糾正這些弊端，勢必用酷吏、行苛政、興大獄，這也是漢以後常見的事實。 官賣政策、強制征商才是漢武帝賴以改變財政狀況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卻造成一個嚴重惡果：工商被抑制，商業遭破壞。 《史記》說：「官賣鹽鐵，鐵器苦惡，賈（價）貴，或強令民賣買之。 
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 」官賣為何商品質量差、價錢貴，主要是用權力切斷了商業發展的根本機制——競爭。 漢以後二千年的封建社會繼承了這兩項政策，使封建政府渡過了許多難關，同時也使中國商業始終維持在低水平上，漢武帝的創造是功是過，確是不易評說。 
本文反映了司馬遷的政治思想是主張節儉政治的，雖然本質上仍屬於那種主張禮樂治天下的儒學思想。 在篇末的評論中他說「安寧則長（ｚｈaｎｇ）庠序，先本絀（ｃｈu）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 」對於漢武帝的尚武開邊、祭神、封禪、巡遊等「事變」之多極為不滿，認為是漢代重用「興利之臣」，搞得國耗民貧、天下騷然的主要原因，這是一種雜揉了黃老色彩的儒學思想。 
【譯文】
漢朝興起後，承繼的是秦朝的破敗局面，壯年男子參加軍隊，老弱運送糧餉，事務繁劇而又財政匱乏，自天子以下備不齊一輛四匹同樣顏色馬拉的車子，大將丞相有的乘坐牛車，老百姓家無餘粒。 於是因秦錢太重不便流通，命老百姓另鑄莢錢，規定一金為黃金一斤重，簡化法令，省約禁條。 而那些不守法令、惟利是圖的商人囤積居奇以操縱物價，以致物價飛漲，糧價騰踴，米價漲到每石一萬錢，馬一匹價值百金。 
天下平定後，高祖便下命令，商人不許穿絲綢，不許乘車行路，加重徵收他們的租稅，使他們經濟遭困境，人格受侮辱。 孝惠帝、高後時期，因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寬對商人的法律，然而商人子孫仍不許當官作吏，國家計算官吏俸祿和其他用度，向百姓按需收稅。 而山林、河川、園囿、陂地、市場的租稅收入，以及自天子以下至於大小封君湯沐邑的收入，都作為各主管官員的私人費用，不從國家經費中支出。 所以從山東漕運糧食，以供給京都中的官員，每年不過數十萬石。 
到孝文帝時，莢錢越來越多，而且輕，於是另鑄四株錢，錢文是「半兩」，命百姓可以隨意自鑄錢。 所以吳是個諸侯國，但它依銅山鑄錢，富可與天子相比擬，後來終於成了叛逆。 鄧通是個大夫，因自鑄錢，財產超過了諸侯王。 所以吳、鄧氏錢遍佈天下，導致了禁止私鑄錢命令的產生。 
匈奴常常侵撓北部邊境，在那裡屯駐很多戍守的士兵，邊境屯糧不足供給。 於是招募百姓能納糧給官府或者運送糧食到邊地的封拜爵位，最高的可至大庶長。 
孝景帝時，上郡以西發生旱災，又重新修定了賣爵令，降低價格以招徠百姓；遇赦的罪徒犯重罪罰為官作的，能向官府繳納糧食以免除罪過。 更大造苑囿（ｙoｕ，佑）多養廄馬以擴大用度，而官殿、列觀、車馬等也大量增修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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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全集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