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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歐洲和歐洲人的這種傲慢不恭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由來已久的不和來解釋。歐亞大陸其他地方對歐洲人的反應不是那麼傲慢無禮，但同時也沒有尊敬的表示，更不用說敬畏了。當葡萄牙人到達錫蘭時，科倫坡的土著官員將以下這份對新來的人的頗為客觀的評價送交在康提的國王：「在我們的科倫坡港口，來了一些皮膚白皙但長相頗不難看的人；他們戴鐵帽、穿鐵農；他們不在一個地方停留片刻列也們老是到處走來走去；他們吃大塊的石頭‘硬餅乾’，喝血‘碰巧，地道的馬德拉葡萄酒’；他們用兩、三塊黃金或白銀買一條魚或一隻酸橙。」這位科倫坡官員是個目光敏鋭的人，接着又說，「他們的槍炮非常好。」後面一句評語特別予人以啟示：凡是在歐洲人給別的人們留下印象的地方，必定是由於其技術成就的緣故。
在印度大陸，當已在果阿安身的葡萄牙人于
1560年引進宗教法庭時，諸土著民族的反應是非常消極的。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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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3年，因有異教觀點而被處火刑的受害者有
73名。印度居民不能不注意到天主教的一種不一致性：它監禁、折磨和以火刑燒死那些其唯一罪行是持異端觀點的人，而同時，又阻止那些將自焚視作一種崇高美德的寡婦自願讓火燒死。此外，歐洲冒險家在印度的不法和狂暴行為進一步降低了印度人民對天主教徒的評價。
1616年，有人對英國牧師特裡先生說：「基督教是魔鬼的宗教；基督教徒時常酗酒；基督教徒時常幹壞事；基督教徒時常打人；基督教徒時常辱罵別人。」
由於耶穌會傳教士的卓越才能和學問上的造詣，中國人對歐洲人的反應開始時比較良好（如第四章
第四節所提到的）。耶穌會會土成功地贏得了一些皈依者，包括少數學者和一些皇室成員。然而，即使是具備天文學、數學和地理學知識的能幹的耶穌會會土，也沒有給中國人留下過深的印象。有位作者因為基督教接近於儒教，並驚奇地發現有些歐洲人是「真正的紳士」，所以讚揚歐洲人，寫了一篇最表示讚賞的評論：
天主國
上天之主的國家，即天主教國，可能指意大利較遠地位於佛教國
印度的西面。那裡的人們懂得文學，而且同中國人一樣博學且舉止優雅。有卜利瑪竇
馬特奧·裡奇的人來自該國；他取道印度，經過四年遠足，抵達廣東邊界。他們的宗教是崇拜天主
「上天之主」，意指上帝的天主教名詞，正如儒教徒崇拜孔子，佛教徒崇拜佛陀一樣。
他寫的著作中，有一本題名為《天學實義》
基督教的真實含義；該書常運用與儒教相比較的方法闡明真理，但是，尖鋭地批評了佛教和道教有關虛無和空寂的理論。我非常喜歡他的思想。其思想接近於儒教；但是，在規勸教區居民時更誠摯，這方面他不同於佛教徒，佛教徒總是喜歡用晦澀難解、無條理的話來愚弄和嚇唬平民百姓。他和人談話時，很有禮貌；如果受到挑戰，他辯論起來是不知疲倦的。
因此，在外國也有真正的紳士。
這篇頌辭是個例外。中國大部分學者都拒絶西方科學和西方宗教。在教皇克雷芒十一世于
1715年
3月頒佈「自該日」訓令、禁止基督教徒參加祭祖或尊孔的儀式之後，中國皇帝康熙輕蔑地說：「讀了這篇訓令，我所能說的是，西方人，象他們那樣愚蠢的人，怎麼能反對中國的偉大學說呢？他們當中沒有人能透徹地理解中國的經籍；當他們說話時，其中大部分人是可笑的。我現已閲完的這篇訓令頗類似於佛教徒和道教徒的種種迷信玩意兒，但是，沒有任何東西象這篇訓令那樣充滿了大錯。」就當時中國民眾對歐洲人的看法而論，它或許準確地反映在以下這句格言中：只有他們中國人擁有雙眼，歐洲人是獨眼，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居民均為瞎子。假如是這種氣氛，那麼可以理解：
1763年以前，除諸如夭文學之類的某些專門的知識領域外，歐洲人對中國文明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雖然這一時期中，中國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對歐洲人的文化沒有印象，但歐洲人卻相反，對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德里和北京所看到的東西印象非常深。他們首先熟悉奧斯曼帝國，他們的反應是尊敬、欽佩和不安。遲至
1634年即帝國開始衰落後，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國旅行者還下結論說，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偉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誰見到過他們最得意的這些時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個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在較早的年代裡，在蘇裡曼一世統治期間，哈普斯堡皇室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見識且觀察力敏鋭的奧吉爾·吉斯萊恩·德·巴斯貝克也表示過類似的讚美。
1555年，巴斯貝克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蘇裡曼比作雷電——「他猛擊、毀壞和消滅一切擋道的東西。」巴斯貝克不僅對奧斯曼帝國的力量，而且對基于嚴格的人才制度的奧斯曼官僚機構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失去了在歐洲人中間的聲譽。許多衰敗的徵兆日益明顯起來，其中包括王朝的墮落、行政管理的腐敗和軍事上的軟弱。但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這些報道以耶穌會傳教士的報告為根據，引起了對中國和中國事物的巨大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