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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
17世紀和
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了。中國由於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範文明。例如，伏爾泰
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畫像裝飾其書齋的牆，而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
1646-1716年則稱讚中國的康熙皇帝是「如此偉大、人間几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為他是個神一般的凡人，點一下頭，就能治理一切；不過，他是通過受教育獲得美德和智慧，從而贏得統治權。」
18世紀末葉，歐洲人對中國的欽佩開始消逝，一方面是由於天主教傳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於歐洲人開始對中國的自然資源比對中國的文化更感興趣。這種態度的轉變反映對
1776至
1814年間在巴黎出版的
16卷《關於中國人的歷史、科學和技術等等的學會論文集》中。該書第十一卷于
1786年問世，裡面几乎僅收錄關於可能會使商人感興趣的資源——硼砂、褐煤、水銀、氨草膠、馬、竹以及產棉狀毛的動物——的報告。
正如歐洲人的興趣在
17世紀從奧斯曼帝國轉移到中國一樣，到了
18世紀後期，歐洲人的興趣又轉移到希臘，並在較小程度上轉移到印度。古典希臘人成為受過教育的歐洲人極其喜愛的人．
1778年，一位德國學者寫道，「我們怎麼能相信，在歐洲的導師希臘人會閲讀以前，東方諸野蠻民族已產生編年史和詩歌，並擁有完整的宗教和倫理呢？」不過，歐洲有少數知識分子確開始熱中于印度文化。歐洲一般公眾在這時以前很久就已知道印度，而且，有關德里「莫臥兒大帝」的財富和豪華生活的報道已使他們為之激動。
1658至
1667年間在德里侍候皇室的法國醫生弗朗索斯·伯尼埃，曾對著名的孔雀寶座作了以下描述；我們可以想象出當時的人們對這段描述的反應。
莫臥兒大帝有七張豪華的寶座，一張寶座完全鑲嵌以鑽石，其餘的則鑲嵌以紅寶石、綠室石或珍珠。但是，據我看來，這豪華的寶座的最奢華之處在於：支撐華蓋的
12根支柱由一串串美麗的珍珠環繞着；這些珍珠又圓又明亮，每顆重六至十克拉。在距離寶座四呎的兩側，各有兩頂固定的傘；傘桿高七、八呎，傘上鑲滿了鑽石、紅寶石和珍珠。這些幸是用紅色的天鵝絨製成的，綉有花紋，四周圍以珍珠作緣飾。
隨着歐洲人逐漸注意到印度人的古代文學，他們對印度及其文明的膚淺認識開始深化。印度博學家不願意把自己的神聖的學問傳授給外國人。但是，少數歐洲人，多半為耶穌會神父，獲得了梵語、文學和哲學方面的知識。德國哲學家叔本華
1788-1860年就象萊布尼茨被中國人迷住那樣，着迷于印度哲學。
1786年，英國學者威廉·瓊斯爵士向孟加拉亞洲學會宣佈，「無論梵語多麼古舊，它具有奇妙的結構；它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詞彙豐富，比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的任何一者更優美得多。」
六、歷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從
1500至
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幾個時代中的地區孤立主義與
19世紀的歐洲世界霸權之間的一個中間階段。在經濟上，這一時期中，歐洲人將他們的貿易活動實際上擴展到世界各地，不過，他們還不能開發那些巨大的本陸塊的內地。雖然洲際貿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但貿易量仍遠遠低於以後世紀中所達到的數量。
在政治上，世界仍完全不是一個單一的整體。震撼歐洲的有名的六年戰爭未曾影響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南北美洲、非洲內地、中東大部分地區和整個東亞。雖然歐洲人已牢固地控制了西伯利亞、南美洲和北美洲東部地區，但到當時為止，他們在非洲、印度和東印度群島僅擁有少數飛地，而在遠東，只能作為商人從事冒險活動，而且，即使以商人身份活動，他們還必須服從最具有限制性、最任意的規章制度。
在文化上，這是一個眼界不斷開闊的時期。整個地球上，一些民族正注意到其他民族和其他文化。總的講，歐亞大陸諸古代文明給歐洲人的印象和影響較後者給前者的印象和影響更深。當歐洲人發現新的海洋、大陸和文明時，他們有一種睜大眼睛的驚訝感覺。
他們在貪婪地互相爭奪掠奪物和貿易的同時，還表現出某種謙卑。他們有時甚至經歷了令人不安的良心的反省，如在對待西屆美洲的印第安人時所顯示的那樣。但是，在這一時期逝去以前，歐洲對世界其餘地區的態度起了顯著變化。歐洲的態度變得愈來愈粗暴、冷酷和偏狹。
19世紀中葉，法國漢學家紀堯姆·波蒂厄抱怨說，在萊布尼茨的時代曾強烈地使歐洲知識分子感興趣的中國文明，「如今几乎沒有引起少數傑出人物的注意。這些人，我們平日視作野蠻人，不過，在我們的祖先居住于高盧和德意志的森林地帶的數世紀以前，已達到很高的文化水平，如今，他們卻僅僅使我們產生極大的輕蔑。」本書第三篇將論述歐洲人為何開始感到自己勝過這些「劣種」，以及歐洲人如何能將自己的統治強加於他們。
歷史對我們今天的意義
從世界歷史看地區自治與全球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