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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及這一類的體制時，有三種人我們必須加以考察。極端派懷有某一天他們將把我們趕出印度的無法實現的夢想。第二種人不抱有這類希望，但期望獲得殖民地種類和殖民地式樣的自主或自治。而第三種人所要求的僅僅是獲準享有我們管理下的合作。
我認為，改革的作用在於改革以來、現在和將來都會使希望獲得殖民地自治的第二種人投入到滿足於獲準享有正當的、完全的合作的第三種人中間去。
這一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已恢復對國大黨的控制的溫和的民族主義者通過了一項表示「對改革計劃深深地、普遍地滿意」的決議。
1911年，他們得到進一步的安撫，因為這年英國人又作了另外幾個讓步，包括取消分裂孟加拉的不得人心的法令、釋放某些政治犯以及提供大筆教育專款。因而，雖然個別的恐怖主義行動仍偶爾發生，但印度在
1910至
1914年間是比較平靜的。
在整個這一時期中，民族主義運動基本上僅限于知識分子中間。誠然，國大黨在它于
1885年建立之後的
25年中已有了顯著發展。它的全體成員來自英屬印度各地而不是如在原先情況下來自孟加拉和西海岸少數城市。不過，事實仍舊是，它几乎只是律師、記者、教師和商人的中產階級運動。
這些人更熟悉的是約翰·斯圖爾特·穆勒、赫伯特·斯賓塞和查爾斯·達爾文，而不是他們在鄉村的大批大批的同胞的痛苦、不滿和願望。很自然，在民族主義領袖和未受教育的農民之間沒有什麼友好關係。這一鴻溝繼續存在到戰後時期才由莫漢達斯·甘地越過。甘地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他意識到其人民的實質上的宗教觀點，他宣傳的不是抽象的政治觀念，而是他已給了它們以政治含意的宗教概念（見第二十一章
第五節）。
六、結論
西方對印度的影響全然不同於它對俄國或中東的影響。在俄國的情況下，西方施加了決定性的文化和經濟的影響，但是，俄國在政治和軍事上仍然是強大的、獨立的。另一方面，近東在經濟和軍事上受到西方的支配，不過，由於戰略上的原因，奧斯曼帝國設法將它的獨立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相反，印度在遇世紀後期和
19世紀期間被英國徹底地征服。
英國的統治在孟加拉維持了差不多二個世紀，在旁遮普維持了一個多世紀。因而，西方對印度的影響比對其他地區的影響更直接、更全面。印度人沒有挑揀歐洲文明中對他們最有吸引力的那些成分的特權。他們不喜歡的某些東西被強加於他們，而他們讚賞的、希望採納的另外一些東西則被拒絶給予他們。
在西方的軍事技術方面可找到一個例子；印度人同俄國人、土耳其人、中國人及日本人一樣，很想學習和利用西方的軍事技術。事實上，印度王公聘用歐洲冒險家訓練他們的軍隊，因此，從前混亂的封建隊列讓位於有紀律的部隊。例如，旁遮普的錫克教徒建立了一支同央國人的軍隊一樣訓練有素並在火炮使用方面占優勢的軍隊。最後，英國人取勝，不是由於純粹的軍事因素，而是由於他們的更大的經濟資源、由於他們的與印度統治者中間的分裂形成鮮明對照的團結。
一旦英國人取勝，印度人就不再能跟上西方的軍事技術。英國人不允許印度人在軍隊方面上升到某一等級之上，完全不准印度人擁有炮兵部隊和空軍部隊。因而，在這一軍事領域以與其他非歐洲民族恰好相同的方法起程的印度人不得不由於西方的征服而遵循一種不同的模式。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在其他領域——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情況也是如此；結果，印度比亞洲其他任何主要地區更無選擇地承受西方的影響。
第十六章
中國和日本
瞭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歷史學家，也掌握著遠東近代歷史的線索。
費正清
遠東是歐亞大陸上最後受到歐洲擴張影響的主要地區。中國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國、近東和印度之後才受到這一影響，是由於各種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顯的事實是，遠東明確地說是歐亞大陸上距歐洲最遠的部分。中國和日本並不象俄國和奧斯曼帝國那樣與歐洲相鄰；它們較之印度在更東和更北面。
或許遠東這兩個國家政治上的團結比地理上的孤立更為重要。歐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國和日本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在印度卻非常有效。在中國和日本，沒有可唆使其反對北京和東京中央政府的獨立的地方統治者。而且，由於這兩個政府推行強硬的閉關自守政策，這裡也沒有潛在的第五縱隊可讓歐洲人利用。
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
17世紀中已被無情地消滅，中日兩國與外部世界的貿易也被硬性削減，從而阻止了中、日國內同印度一樣的人數頗多的商人階級的發展，因為中國和日本商人同外國公司的聯繫多於同本國政府的聯繫。
因此，遠東這兩個國家能將它們同歐洲的聯繫限制在嚴格監督下的、僅僅是斷斷續續的貿易之中。但到
19世紀中葉，這一形勢發生了突然而劇烈的變化。首先是中國，然後是日本，被迫敞開國門，接受西萬的商人、傳教士、領事和炮艦。這衝擊並不象在印度那樣勢不可擋；在印度，一個被征服的民族几乎沒有機會對外國文化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挑挑揀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