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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那麼，我們這次開會的宗旨是什麼呢？我簡單地提個問題：這個大會是進行煽動、促成反對英國政府的叛亂的場所
眾人喊道：「不對，不對。」，還是英國政府的穩定的基礎中的另一塊鋪石呢
眾人喊道：「是的，是的。」？只能有一個回答，你們已經給了。讓我們家男子漢一樣直言不諱，宣佈我們忠於脊骨
歡呼聲，宣佈我們瞭解英國的統治所帶給我們的好處，宣佈我們充分地意識到英國所給予我們的教育——新的光明，它已源源不斷地湧向我們，使我們從黑暗轉入光明，並教給我們以新的一課：國王為人民而存在，不是人民為國王而存在。
這新的一課，我們是僅僅靠自由的英國文明之光、在亞洲專利主人的黑暗中學到的
響亮的歡呼聲。
這第一代的印度民族主義者是大不列顛的讚賞者和合作的提倡者。但是，
1890年以後，這些「溫和派」受到由「印度革命之父」巴爾·甘加德哈·提拉克
1856-1920年領導的極端派的挑戰。提拉克是一個鬥志昂揚的戰鬥者，試圖把民族主義事業從上層階級的運動改變為人民群眾的運動。這一點解釋了他對印度教的許多社會習俗的武斷的支持，他甚至于組織了一個母牛保護會和支持童婚。
但同時，他為工人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資、工會組織的自由、平民軍隊的創立、普選權以及沒有性別差別的自由的義務教育而奮鬥。提拉克是個才華橫溢的演說家和報刊編輯，使他的報紙《獅報》成為宣傳和教育的強有力的機構。他以諸如「教育、鼓動、組織」、「好戰，不要行乞」以及「自由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我將得到它」之類的口號在全國贏得追隨者。
19世紀
90年代的一系列饑荒和瘟疫促使不滿情緒增長；這一點幫助了提拉克的改革運動。
1905年的俄國革命和同年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也激起印度的戰鬥精神。後一個事件特別振奮人心，被看作是對西方占優勢這一斷言的一個實際的、明顯的駁斥。此時，印度政府于
19O
5年通過了一條法令，把孟加拉劃分成兩個省：擁有
1800萬穆斯林和
1200萬印度教徒的新的東孟加拉與擁有
4200萬印度教徒和
1200萬穆斯林的剩餘的孟加拉。
政府的公開聲稱的目的是要改善行政管理，因為原先的省太大了，恆河以東的地區已被忽視。但是，對印度民族主義者來說，這似乎是，英國人通過把孟加拉劃分成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別占優勢的兩部分，正在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這一問題使全國的民族主義者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團結起來。他們以口號「自治」即英帝國範圍以內的自治和「抵制外貨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來十分有效地與政府作鬥爭。
大批的學生擔任商店的糾察，婦女們首次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出現在糾察的行列裡。由於孟加拉問題所激起的強烈感情，激進派能控制印度國大黨
1906年的大會，能獲得贊成「自治」和「抵制外貨運動」的多數投票。有些民族主義者更進一步，學習愛爾蘭和俄國的地下組織的榜樣和方法，採取恐怖主義行動。僅僅孟加拉，
1906至
1917年間，就發生
168起暴行，奪去了
61人的生命。
這一民族主義運動雖然很普遍，但主要是印度教的。在賽義德·艾哈邁德殲爵士的領導下，穆斯林多半置身于印度國大黨之外。他們預見到，如果國大黨的實現代議制政體的要求得到滿足，穆斯林就會作為永久的少數派而遭受惡果。印度教民族主義的不斷增長的力量和戰鬥精神也使穆斯林驚恐，尤其是從一些最熱情的印度教愛國者稱穆斯林為「外國人」以後。
為了自衛，穆斯林組織了穆斯林聯盟，它同印度國大黨一樣，每年舉行大會。英國人自然歡迎和支持穆斯林聯盟作為反對國大黨的一個平衡力。但是，穆斯林聯盟的存在基本上不是由於英國人的詭計，而是由於許多民族主義領袖如提拉克把他們的運動建立在復興印度教的基礎上的錯誤。例如，母牛保護會的組成無疑幫助了民族主義運動，但它使穆斯林印度人疏遠，因為穆斯林印度人自然對他們在一個由印度教控制的印度中的前途感到憂懼。
其時，恐怖主義傳播開來，甚至「溫和派」也愈益不滿起來，這種情況使英國政府確信作某種讓步是必需的。因此，
1909年，印度事務大臣莫利勛爵和總督明托勛爵提出了所謂的莫利-明托改革方案。這些方案規定，在很高的財產資格、收入資格或教育資格的基礎上挑選出來的為數極少的一群印度選民應該選舉省總督的立法會議的多數成員，並應該選舉印度總督的立法會議的少數成員。在立法會議中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保留着一定比例的代表席位，穆斯林的代表席位受到相當大的重壓。
例如，要成為一個有選舉權的人，穆斯林在年收入達
3，
000盧比時須交納所得稅，而非穆斯林在年收入達
300，
000盧比時才交納所得稅。此外，甚至在民選議員占多數的地方，如在省議會中，英國政府能夠並準備着制服任何反對。因而，這些改革的目的決不是引進責任政府制。相反，它們的意圖是允許存在代議制政府的一個成分，而把全部權力和最後決定留在英國人手中。
莫利本人在上議院的辯論中對此作了明確的闡述：
如果能夠說改革的這一重要章節是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一種議會體制在印度的建立，那麼至少我，會與這件事毫無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