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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產品的賣者A、A‘、A’‘等等(I)取得的剩餘產品是生產過程的直接結果，這個生產過程除了在簡單再生產上也需要預付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以外，並不以進一步的流通行為作為前提，其次，他們因此為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提供了現實基礎，並實際生產了
562潛在的追加資本，相反地，B、B’、B‘’等等(I)的情況卻不同。
1、A、A‘、A’‘等等的剩餘產品，只有在B、B’、B‘’等等手中才實際作為追加的不變資本執行職能(我們暫且把生產資本的另一個要素，追加的勞動力，即追加的可變資本撇開不說)；
2、這種剩餘產品要到達B、B‘、B’'等等手中，還需要一種流通行為，即他們必須購買這種剩餘產品。
關於第一點，這裡應當指出，大部分剩餘產品(潛在的追加不變資本)雖然是由A、A‘、A’‘(I)在當年生產的，但是要到下一年，甚至更晚的時候，才能夠實際在B、B’、B‘’(I)手中作為產業資本執行職能；關於第二點，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流通過程所必需的貨幣是從哪裡來的
既然B、B‘、B’‘等等(I)生產的產品本身重新以實物形式進入同一個生產過程，不言而喻，他們自己的一部分剩餘產品，就會相應地直接(沒有流通作為媒介)轉化為他們的生產資本，並且作為不變資本的追加要素進入這個過程。但是，與此相適應，他們也沒有把A、A’等等(I)的剩餘產品轉化為貨幣。撇開這些不說，那末貨幣又是從哪裡來的‧我們知道，他們曾經和A、A'等等一樣，通過出售各自的剩餘產品，形成了他們的貨幣貯藏，而現在他們已經達到了目標：現在他們以貯藏貨幣積累的、還僅僅是潛在的貨幣資本，應當實際作為追加的貨幣資本來執行職能。但是這樣一來，我們就只是在這裡兜圈子了。
問題仍然是：B等等(I)以前從流通中取出並積累的貨幣是從哪裡來的
然而，我們從考察簡單再生產中已經知道，第I部類和第II部類的資本家手中必須有一定量貨幣，以便交換他們的剩餘產品。在簡單再生產中，僅僅作為收入用於消費資料的貨幣，會按照各該
563資本家為交換各自商品所預付的貨幣的多少，回到各該資本家手中；在擴大再生產中，同樣的貨幣會再出現，但是它們的職能改變了。A等等和B等等(I)將交替地提供貨幣，以便使剩餘產品轉化為追加的潛在的貨幣資本，並且交替地把新形成的貨幣資本作為購買手段再投入流通。這時貨幣是金身、銀身，還是電子身已不重要。
這裡唯一的前提是：國內現有的貨幣量(假定流通速度等等不變)，既要足以適應能動的流通的需要，也要足以適應貯藏貨幣的儲備的需要。因此，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這個前提在簡單的商品流通中也是必須具備的。不過貯藏貨幣的職能在這裡是不同的。現有的貨幣量也必須更大，
1、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一切產品(新生產的貴金屬和生產者自己消費的少量產品除外)都是作為商品生產的，所以必須通過蛹化為貨幣的階段；
2、因為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商品資本的量及其價值量，不僅絶對地增大，而且無比迅速地增大；
3、因為日益增大的可變資本必須不斷轉化為貨幣資本；
4、因為新貨幣資本的形成和生產的擴大同時併進，因而它們的貨幣貯藏的材料必須是現成的。
正是由於這種貨幣材料的不足，才導致原本是為瞭解決貴金屬貨幣使用不便的缺陷而出現的信用貨幣向不能與貴金屬兌換的紙幣的轉變，導致二戰後西方布雷頓森林金融體系的崩潰。——以上所述，如果對於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階段，即金屬流通占主要地位，而兼有信用制度的階段，是完全適用的，那末，對於仍然以金屬流通為基礎的信用制度的最發達階段，也是適用的。一方面，貴金屬的追加生產，只要時而增加、時而減少，就會不僅在比較長的時期內，而且在極短的時期內擾亂商品價格。紙幣的供給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整個信用機構不斷地忙於用各種操作、方法和技術設施，把現實的金屬流通限制在一個相對地日益縮小的最小限度，這樣，整個機構的人為性質以及擾亂正常的進程的機會也會相應地增加。這種機會同樣存在於金融衍生產品中。
把潛在的新的貨幣資本用作能動資本的B、B‘、B’'等等(I)，
564可能彼此購買和出售他們的產品(他們的部分剩餘產品)。在正常的情況下，為剩餘產品的流通而預付的貨幣，按照B等等為他們各自的商品的流通而預付的貨幣的同一比例流回到他們各自手中。如果貨幣是作為支付手段流通的，那末，在這裡只是當買和賣彼此不能相抵時才支付差額。但是重要的是，各處都象這裡一樣，首先要假定最簡單最原始形式的金屬流通，因為，這樣一來，流出和流回，差額的抵銷，總之，在信用制度內表現為有意識的調節過程的一切因素，才會表現為獨立於信用制度之外而存在的東西，事物才會以自然形式，而不是以後來所反映的形式表現出來。
3、追加的可變資本
因為以上我們只考察了追加的不變資本，所以現在要轉入考察追加的可變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