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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擴張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謂「文藝復興時期的騷動」使個人主義和現世主義增長。神學和基督教會對現實生活的控制受到當時由個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準則和社會準則的挑戰，並最終為後者所取代。有關人類本身的一種新概念已逐漸形成——它體現了對人類的尊嚴和創造力的一種新的信心。
人類無須一心想著神對來世會作何判決，而只須發展自己生來俱有的潛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蘭的司鐸兼學者伊拉斯謨曾得意洋洋地發表了人類既非野獸又非野蠻人這一認識。他說：
現在，人之所以為人，就因為人具有理性。如果樹木或者野獸在成長，那麼真的，人當然會發展成現在這個模樣。從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們的所作所為沒有法律作指導，僅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慾望的支配，其群體內部絶無秩序可言；因此，與其將他們看成人，不如把他們當做野獸。
對人類及其能力的新的強調，顯然比早先中世紀的觀點更有助于海外擴張。另一方面，這一點很易被誇大，故需認真糾正。實際上，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並不着重科學。當時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從哲學和美學的角度出發，而不是持懷疑和客觀的態度。
他們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紀的思想方式。他們堅持相信和讚美那些怪誕的和令人難以置信的東西。他們繼續尋找哲學家的點金石。他們仍然相信星占學，並將它誤作天文學。
宗教改革運動也沒有改變這種反人文主義者的傾向。
16世紀時，路德和加爾文認為人類孤弱無助和腐敗墮落的觀點，正如人文主義者對人類的頌揚，是一種新的見解，而且其影響較後者要大得多。實際上，宗教改革運動代表一種只是在
16世紀變得更強烈的反觀世主義和反求實主義的傾向。
從事海外擴張的伊比利亞的先驅者肯定不是人文主義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時代的人描繪成是一個剛直、虔誠、勇武的禁慾主義者而非人文主義者。雖然他總是慷慨地資助海員和測繪人員，但是，對於學問和各種技藝並不感興趣。人們傳說，他曾在薩格里什興辦一所教授天文學和數學的學校，那僅是一則虛構的故事。
有位研究歐洲擴張的著名歷史學家說：「不管對文藝復興作何解釋，地理大發現的早期的進行是在中世紀的種種動機和設想的伴隨下，獨自開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長們基本上都是中世紀的人。甚至哥倫布從事他那舉世聞名的冒險事業時的思想大體上也是中世紀的，傳統的。」
因此，用「新的智力水平」所能解釋的與其說是
1500年以前歐洲擴張的起因，不如說是
1600年以後歐洲擴張的動力和具有不可抵擋的力量的緣由。不過。對後者加以解釋，其本身也非常重要。事實依然是，在西歐，曾有過一場思想騷動，而在歐亞其他地區則沒有。
這一根本的不同之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在中國，儒教繼續在社會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輕視年輕人；尊崇過去，輕視現在；尊崇已確認的權威，輕視變革；從而，使它成為保持各方面現狀的極好工具。最終，導致了處處順從、事事以正統觀念為依據的氣氛，排除了思想繼續發展的可能；這一點有助于說明為什麼中國儘管最初在發明造紙、印刷、火藥和指南針方面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後來卻在技術上落後於西方。中國人在作出這些早期的發明之後，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學原理。
歐亞其他國家的情況基本上與中國相同。例如，在奧斯曼帝國，穆斯林的學院為了強調神學、法學和修辭學而不惜捨棄天文學、數學和醫學。這些學院的畢業生對西方正在做些什麼一無所知，而且也毫無興趣去弄清楚。沒有一個穆斯林土耳其人會相信，一個信基督教的異教徒能教給他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雖然有時也會出現某個富有遠見的人，警告人們要注意這種將奧斯曼帝國與鄰近的基督教世界隔開的思想的鐵幕所帶來的種種危險，但這樣的人極為難得。土耳其著名的歷史學家、文獻學家和百科全書編纂者卡蒂布·切萊比是其中的一個。他生活在
17世紀上半世紀。因出身于貧困家庭，他未能受到正規的高等教育。
不過，結果是塞翁失馬。他可不必對穆斯林的聖學進行表面的、析理過細的專門研究，而這種研究當時已成為土耳其教育的主要特點。他靠自學成材，這一事實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何以會對西方的學問毫無偏見。
切萊比一生著述頗多。在土耳其艦隊于
1656年遭到慘敗後，他編了一本簡明的海軍手冊。在該書序言中，他強調了掌握地理學和地圖測繪學的必要性。他寫道：
對於負責國家大事的人來說，地理學是一門必須掌握的學科。他們可以不清楚地球的全貌，但他們至少應當熟悉奧斯曼帝國及其鄰國的地圖。這樣，當他們必須派軍隊作戰時，就可以在掌握知識的基礎上進行，入侵敵國和守衛邊疆也就會成為一件較容易的事。與那些對地理學一無所知的人商議，是決不會取得令人滿意的取代地圖的效果的，即使他們是當地富有經驗的人。
這類富有經驗的人大多不能粗略地繪出自己家鄉地區的地圖。
異教徒們因尊重地理學一類學科並加以應用，故而發現了美洲大陸，並能橫行于印度市場；這一事實，足以令人信服地證明學習地理學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