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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王們從資產階級那裡獲得財政支援，從而能夠維護自己對各封建階層的權威；回過來，資產階級則從整個王國建立起法律和秩序這一點中得益。這種聯盟一直持續到它使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感到厭煩時為止，因為此時，中產階級為了擺脫王室對商業的種種限制、擺脫日漸增加的納稅負擔、擺脫對宗教信仰自由的種種約束，轉而反對起國王。中產階級的這些目標是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中的重要因素。這些革命的成功也意味着自由主義——為資產階級的利益和目標提供了合理解釋的新的思想意識——的成功。
在這意義上，自由主義也許可稱為是不斷成長的中產階級打算藉以為自己獲得它指望得到的那些利益和那種控制的特殊綱領。
有自由主義信條的中產階級轉而又受到城市工人即無產階級的挑戰。隨着
18世紀後期工業革命的到來，住在擁擠的城市中的工人開始日益具有階級覺悟。他們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利益與其僱主的利益並不相同，他們的境遇只有通過自己方面的聯合行動才能得到改善。因而工人們，或者更確切地說，領導工人的知識分子，發展起一種新的思想意識——社會主義。
它直接向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挑戰，不僅提倡政治改革，而且還要求社會變革和經濟變革。我們將看到，社會主義在
19世紀後期，成為歐洲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在
20世紀，成為世界事務中的一種主要力量。
賦予歐洲政治革命以動力的不僅有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有力信條，而且還有民族主義——一種影響到各階級、使廣大人民群眾活躍起來的思想意識。傳統上，這些人首先忠於的一向是地區或教會。近代初期，效忠的對象擴大到新的民族君主。但是，從英國革命開始，特別是在法國革命期間，越來越多的歐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從于新的民族事業。
民族教會的興起、民族王朝的興起、民族軍隊的興起、民族教育制度的興起，所有這一切結合起來，把從前公爵的臣民、封建農奴和城市市民改變成包括一切的民族。
19世紀期間，新的民族思想意識從其發源地西歐傳播到歐洲大陸各地，而如今，到了
20世紀，它又成為促使全世界從前的從屬殖民地民族覺醒的推動力量。
這三個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歐洲政治革命的主要成分。它們共同激勵歐洲各民族的愈來愈廣泛的階層行動起來，賦予這些階層以世界其他任何地區所無法與之比較的推動力和內聚力。如此，政治革命同科學革命和經濟革命一樣，極大地促成了歐洲的世界霸權。當歐洲人開始向海外擴張時，他們遇到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關係不怎麼和睦的一些社會。
民眾的冷淡——他們缺乏對自己政府那種息息相關之感——說明了為什麼歐洲人能不太費力地在一個又一個地區建立並維持他們的統治。印度也許是那些保持着全然不同的民族聚集體、宗教聚集體以及相衝突的地方性忠誠的社會易遭受歐洲擴張主義侵害的一個最主要的例子。在長達一個半以上的世紀裡，這塊擁有千百萬人口、擁有燦爛的文明和古老的歷史傳統的巨大的印度次大陸被為數較少的英國官員和高級職員不太費力地統治者。當
1857年爆發反對英國統治的起義時，不僅英國軍隊，而且還有印度人也前去鎮壓。
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驚訝地報道了這一事實。「我對正在我周圍和我面前流過的戰爭潮流中的這一巨大支流越來越感到驚異。所有這些男人、婦女和孩子都高興地湧向勒克瑙，去幫助歐洲人制服他們的兄弟。」
但是，歐洲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控制必然意味着歐洲政治思想的傳播。正如整個世界感受到斯蒂芬森的機車、富爾頓的汽船和加特林的機槍的影響一樣，它也感受到《獨立宣言》、《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和《共產黨宣言》的影響。那些已成為我們當代標誌的世界性的動亂就是這些易使人興奮的檔案的直接結果。
二、英國革命
歐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階段是
17世紀的英國革命。英國這場大變動的根源可以在國會和斯圖亞特王朝之間的衝突中找到；這場衝突後來演變成一場公開的內戰，內戰中，國會獲勝。這種結果並不是史無前例的。其他代議制機構也曾壓下君主的鋭氣，如波蘭的情況就是如此。
但是，這兩種情況之間有個很大的差別：得勝的英國國會實質上代表中產階級的利益，而波蘭的代議制機構則代表封建貴族。因而，英國國會勝利的結果是建立起代議制立憲政體——這是英國對歐洲、對世界的最大的政治貢獻。相形之下，波蘭的由貴族控制的議會的勝利是導致後來以國家的完全滅亡而告終的封建混亂局面。
斯圖亞特王朝之前的都鐸王朝普遍受人歡迎，尤其是受中產階級和紳士們的歡迎。它使敵對的貴族家族受到中央的控制。它通過建立國教英國聖公會來切斷基督教會與羅馬的聯繫，並在這過程中，分配了原屬於天主教機構的廣大土地和其他財產。它還建立海軍和實行獲得民眾贊同的反天主教的外交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