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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罷，樞密副使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于富弼，天與忠義，昨使契丹，蹈不測之禍，以正辨屈強敵，忘身立事，古人所難。去年秋，契丹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在外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于胸中。事畢還朝，甫及都門，未得一陳于陛下之前，而責補閒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為戒，孰肯為國家用？所損豈細哉！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覆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又感此恩，唯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為意！如此，則朝廷以北事專委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邊之變，朝廷實有所倚。」疏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辛酉，琦罷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甲子，廣西轉運使杜杞，言宜州蠻賊區希范平。杞初至真州，先遣急遞以檄諭蠻，聽其自新。比至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吳香及獄囚區世宏，脫其械，與衣帶，使入峒說諭，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寨及五峒，焚燬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希范與蒙趕散走，杞使香趣趕出降。杞謂將佐曰：「蠻依險阻，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今特以窮蹙來降，後必復動，莫如盡殺之以絶後患。」乃擊牛馬，為蔓陀羅酒，大會環州，坐中，伏兵發，禽誅七十餘人，取五藏畫為圖，釋尪病被脅與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又得希范，醢之以遺諸谿洞。
丙子，詔禮部貢院增天下解額。貢院請以景佑四年、慶歷元年科場取解進士人數內，擇一年多者令解，及二分為率，就試人雖多，所增人數各不過元額之半，總諸州軍凡增三百五十九人。詔遂為定額。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人常多。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罷之。」
監察御史包拯言：「臣伏睹先降敕節文，應奏廕選人年二十五已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京官每年春季赴國子監投狀，並差兩制官于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于為學，詔書所謂『非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聞有臣僚上言，欲議罷去，則務學者日以怠惰，一旦俾臨民蒞政，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條制有未盡事件，望只令有司再加詳定，依舊施行。」
樞密副使龐籍言曩霄已受封冊，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
甲申，詔：「師興以來，陝西軍士暴露良苦，民疲轉餉。其降繫囚罪一等，杖笞釋之；邊兵賜緡錢；民去年逋負皆勿責，蠲其租稅之半。麟、府州嘗為羌所寇掠，除逋負視此。進士一舉、諸科兩舉，並與免今年取解。」
丙戌，罷人粟授官，從殿中丞張庚所請也。
是月，歐陽修上疏曰：“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信；言不逆耳，不為諫諍。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它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既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
“昔年仲淹以忠言聞于中外，天下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為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鋭，四人性既不同，所見各異，故議事多不相從。如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弼力言契丹必不來；又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則是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居則相稱美，議事則廷爭無私，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