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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威廉·瓊斯爵士讚美梵語，說它「具有奇妙的結構，比希臘語更完美，比拉丁語更詞彙豐富，比這兩者更優美得多」。 但是，有些印度人反對這一決定，因為他們希望學習英語以便在新政府中找到工作。 這些反對者中更有遠見的人為了使他們的同胞可得到整個西方學問的主體，贊成西方式的教育。 最傑出的是著名的孟加拉學者拉姆·莫漢·羅伊，我們不久將考察他的生涯。 
羅伊曾于1823年給總督會信，斷言傳統式的教育僅僅是「用語法上的細微之處和形而上學的區別來裝滿青年人的頭腦，而這些東西對學習者或社會投有什麼實際用途或根本沒有實際用途」。 他要求實行「一種更自由主義的、更開明的教育制度，它包括數學、自然哲學、化學、解剖學和其他有用的學科」。 
爭論使公共教育委員會分裂成兩派——「英國語言和文學的研究者」和「東方文化研究者」。 爭論點並不完全明確，因為東方文化研究者樂於設英語課程，甚至設關於西方思想家的課程，但是，僅僅是在傳統課程的範圍內。 僵局一直持續到1834年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被任命為委員會主席為止。 第二年，他制訂了其著名的教育備忘錄；在備忘錄中，他全心全意地採納羅伊的觀點，下結論說，「英語出梵語或阿拉伯語更值得瞭解。 
」麥考利還說，「用我們有限的手段，我們不可能試圖教育全體人民。 我們現在必須儘力培養出可以在我們和由我們統治的無數人之間充當譯員的俗之類的改革。 」
對西方的第三種、也是最通常的一種反應是居于盲目崇拜和徹底拒絶之間的妥協。 它接受西方的現世主義和學問的精華，但也試圖從內部改革印度教，試圖在擺脫印度教的腐朽和粗俗的外殼的同時保持它的基本真理。 這一學派的傑出領袖是被廣泛地尊稱為「近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漢·羅伊。 他于1772年出生於一個虔誠的婆羅門家庭，由於看到他姐姐在丈夫的火葬柴堆上受折磨的場面，他與父母斷絶了關係。 
他是一個不知足的學生，掌握了波斯語、阿拉伯語和梵語，然後又學習英語，進入政府部門任職。 他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強烈地吸引住，為了閲讀《聖經》原文而學習希臘語和希伯萊語。 羅伊拒絶形式上的教條的基督教而接受基督教的人道主義的啟示。 他的著作《耶穌的箴言：和平與幸福的指南》是個人對基督教所作的解釋——是對傳教土的答覆而不是對他的同胞的召喚。 
羅伊還向梵社神社即他創立的一個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釋了印度教。 梵社並不如通常所說的那樣，是印度教的一個被基督教沖淡了的組織，而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學說與《奧義書》的哲學觀點的一個綜合物。 羅伊首先是一個理性主義者，認為印度教直接建立在理性之上。 這一原則被確立後，他開始削減當時的印度教習俗，自由地借用西方的東西。 
因而，他給他的追隨者們留下了一個信條，這一信條使追隨者們能面對西方面不失去自己的特點和自尊。 
羅伊于1833年去世，在他死後的60年裡，梵社仍然是努力淨化印度教的中心。 然後，創始力轉到達耶難陀大師1824-1883年那裡，他排斥當時的「梵社」，認為梵社過多地受到西方的影響，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印度教的文化和傳統。 達耶難陀創建了雅利安社。 這名字強調了這一新組織代表印度的原則而不是代表「外國的」原則。 
雅利安社的綱領強調梵文教育和《吠陀》的權威。 達耶難陀決不是一個反動分子，因為他利用《吠陀》作為他攻擊不可接觸的賤民的社會地位、童婚、性別不平等和偶像崇拜的根據。 
印度復興的另外兩個傑出的領袖是羅摩克里希納先生1836-1886年和辨喜大師1863一1902年。 羅摩克里希納是個道德高尚的神秘主義者，他的自然的純潔和對神的無私的獻身吸引了印度各地甚至國外的信徒。 他的最著名的弟子是辨喜；1893年，辨喜在芝加哥
第一屆世界宗教會議上講話時，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 他在美國和歐洲講演了四年之後，作為一個民族英雄回
到印度。 
然後，他獻身于其同胞的精神上的新生，使羅摩克里希納教會致力於社會工作和宗教教育。 39歲時，他因過分勞累而去世，但是，他在向世界宣講印度教的原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已使他的同胞獲得尊嚴感和自豪感。 這樣，印度教對西方的挑戰所作出的響應是兜了一個圈子：從拒絶、模仿到批判地再評價和滿懷信心地肯定。 
五、印度的民族主義
拉姆·莫漢·羅伊不僅是印度宗教復興的最早的領袖，也是印度政治覺醒即民族主義運動的最早的領袖。 這在印度是一種新現象；以往，印度一向存在着文化統一和地區忠誠，但是，不存在全印度的愛國主義感情。 民族主義能在英國統治下發展起來，有着幾方面的原因。 一個原因在於英國人的「優越感」——英國人深信他們是種族的精華，由神注定要永久地統治印度。 
正如英國政治家約翰·斯特雷奇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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