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海花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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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是如何表現30年來思想文化的變遷呢？作者在《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中對此亦有明確的揭示：「寫雅敘（聚）園、含英社、讀瀛會、臥云園、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化過程的足跡。」從雅聚園的描寫中，可表現出同治時期一般讀書士子的精神風貌，國家已處岌岌可危的境地，而他們對此卻麻木不仁，對世界大勢幾乎是一無所知，唯一感興趣的就是考究做八股文的要訣，陸菶如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然而，時代風雲的激盪畢竟促使讀書士子階層發生分化，某些思想敏銳的通達之士，開始睜眼看世界，除舉子業之外，亦注重經史百家的學問，而且對西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就在第2回有關雅聚園的描寫之後，敘及金雯青中狀元衣錦還鄉、乘輪船途經上海小住。有洋務派著名人物馮桂芬來訪，見面一番寒暄之後，即以長者口吻勉勵雯青說：「現在是五洲萬國交通時代，從前多少詞章考據的學問，是不盡可以用的……我看現在讀書，最好能通外國語言文字，曉得他所以富強的緣故，一切聲、光、化、電的學問，輪船、槍炮的製造，一件件都要學會他，那才算得個經濟……」一番話足以振聾發聵，直令狀元郎茅塞頓開。隨後，金雯青又應邀赴一品香會客，席間聽薛淑云（影射薛福成）、王子度（影射黃遵憲）等人「議論風生，都是說著西國政治學藝」，不由暗自慚愧，想道：「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為名滿天下，哪曉得到了此地，聽著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總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差，才能夠有出息哩！」由此意味深長的心理剖白，可見在上海這等開放的城市，學西法、識洋務在知識界已成為時尚。時代畢竟前進了，傳統的詞章考據之學，已遠遠不足以敷用，洋務思想應運而生，盛行於世，思想文化演變之跡甚明。然而，洋務思想自有其先天的不足，它只承認西方各國的船堅炮利及科技的進步，而無視其政治體制較之封建專制亦同樣具有的進步性和優越性。這種輕本而重末的致命弱點，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愈益為人們所認識。代之而起的則是以政治體制變革為實質內容的維新變法的思潮。到18回有關「談瀛會」的描敘，就十分清晰地表現了這一思想文化變遷的足跡。從第2回寫金雯青衣錦還鄉、途經上海聆聽薛淑云、王子度的洋務高論，到18回敘及金雯青由俄返國途經上海蔘加「談瀛會」，其間經歷了20餘年的時間，這期間思想文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康有為的維新變法思想開始在社會傳播，同時，從洋務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變法思想的改良派。「談瀛會」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見解較20年前大有進步。「談瀛會」的中心話題是：「吾今自強之道，究以何者為先？」圍繞此論題，各抒高見。或以為力爭外交權為急務；或以為當以練兵為首要；或以為發展經濟為基礎；而最具說服力的論辯，則是以為必以政體變革為第一。而此論實際上最終成為諸名士的共識。毫無疑問，它屬於改良主義的新思潮。
小說寫到第29回，所反映的時代背景，已是19世紀末期甲午海戰之後的情狀。北洋海軍乃洋務運動的產物，海上一場惡戰，竟不抵島國日本，幾至全軍覆沒。這沉痛的教訓給思想文化界以極大的震動，通達之士為之猛醒，他們清醒地意識到：政體不變革，單是辦辦洋務，終究是難以拯救衰敝的祖國。這種以變革政體為核心內容的維新思想，在甲午海戰之後頗為盛行一時。
與此同時，更有一些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他們以為清朝政府已經腐敗透頂，頑固派勢力在朝廷佔居絕對優勢，以和平的方式去變革政體，只不過是浪漫的幻想，最終難以付諸實踐。那麼，他們的政治主張又當如何呢？第29回敘及革命派領袖人物楊云衢（影射楊鴻飛）的演講辭，從而明確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張的本質內容：「現在的中國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著從前野蠻的革命，無知識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撲了專制政府，又添一個專制政府，現在的革命，要組織我黃帝子孫民族共和的政府。」很顯然，這種以「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為核心的政治主張，比之於維新思想來得更為激烈，亦更為切實！但是，在小說所描寫的那個特定時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風靡社會。第29回敘及革命中堅人物陳千秋隻身赴滬，試圖聯絡同志，發展革命力量，而結果卻令他大為失望。偌大一個上海，竟難覓知音。且不論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浪子以及惟知買進賣出、膽小怕死的商販，即使「大家推崇的維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張廢科舉，興學堂；眾人驚詫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輝（影射康有為），不過說到開國會，定憲法。都是扶墻摸壁的政論，沒一個揮戈回日的奇才」。陳千秋的憂憤，既表達了對維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時代特徵。革命派思潮風行於世，那是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的事情，然而，《孽海花》並未及此便匆忙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