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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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他對自己的手藝十分欣賞，並引以自豪，因此他總是漫不經心地接受每一個戈比，彷彿重要的不在於錢，而在於手藝。為了這個剃頭匠，A曾受到過我們那位少校的一頓痛罵：有一次，A向少校告密時，提到獄中有一個剃頭匠，不慎把他叫做了少校。少校氣得火冒三丈，大發雷霆。「你這個下流東西，你知道少校是什麼意思！」他在訓斥A的時候，大喊大叫，喊得滿嘴噴唾沫星子，「你懂得少校是什麼意思！你竟敢當着我的面把一個下流囚犯叫做少校！……」只有A才能和這種人和睦相處。
從入獄第一天起，我就開始幻想自由。用千百種不同的方法計算我什麼時候才能結束自己的監獄生活，已成了我的習慣。我甚至不能再想別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任何一個被剝奪了一定時期自由的人，都會這樣做的。我不知道其他囚犯是否也象我一樣，也是這樣想和這樣計算的，但他們那種耽于幻想的異常輕率的態度，從一開始就使我大為吃驚。
一個失去了自由的囚犯的希望，跟一個過正常生活的人的希望是完全不同的。一個自由的人當然也會懷有某種希望(例如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希望完成某一事業)，然而他在生活着，行動着，正常的生活以其瞬息萬變吸引着他。囚犯的情況就不同了。就假定說，囚犯生活，苦役生活，也是一種生活；然而一個囚犯，不管他是誰，也不管他的刑期有多長，他都本能地絶對不會滿足於自己眼下的處境，絶不會認為自己的命運已被最後決定，已成了現實生活中的一部分。
任何一個苦役犯都感覺到，他不是生活在自己家裡，而象是一個旅途中的過客。他把二十年看得象兩年那麼短暫，而且完全相信，等他五十歲出獄時，他仍將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就象現在三十五歲時這樣。「還大有活頭呢！」——他這樣想著，並固執地驅散一切疑慮和其他種種令人煩惱的念頭。就連特別部那些被判處無期徒刑的人，也都期待着有朝一日會從彼得堡下來一道命令：「轉解到涅爾琴斯克礦井去，並定出刑期。
」到那時就好了：第一，到涅爾琴斯克去，差不多得走半年的時間，一路上跟大夥在一起，總要比被關在監獄裡好得多！然後，在涅爾琴斯克服完刑期，那時就……有些已經鬢髮蒼蒼的人也是這樣打算的。
在托波爾斯克，我看見過一些被用鐵鏈釘在牆上的囚犯。有個囚犯拖帶著一條足有一俄丈①長的鐵鏈，他身邊放著一塊鋪板。①一俄丈等於
2.
134米。他所以被用鐵鏈拴着，乃是因為他曾在西伯利亞犯下一樁十分可怕的罪行。
他們將要這樣被捆綁上五年，十年，其中大部分都是強盜。在這些人中，我只看見過一個來自上流社會的囚犯，此人曾在某地供職。他說話時，口齒不清，聲調卻十分溫和，面帶甜蜜的微笑。他曾指着他身上戴的鐵鏈給我們看，並告訴我們在鋪板上如何才能躺得更舒服些。
他過去大概也是一個凶惡的傢伙！一般說來，這些人都表現得規規矩矩，似乎也感到滿意，然而他們每個人仍十分渴望儘快服完自己帶鐵鏈的刑期。為什麼呢？因為到那時他們就可以離開這座有着低矮的拱形屋頂的、潮濕而悶人的磚房，到院子裡走走……僅此而已。永遠也不會放他們出獄的。他們自己也很清楚，那些被摘掉了鐵鏈的人，將永遠被囚禁在獄中，一直到死都要戴着腳鐐。
這一點他們是知道的，但他們仍十分渴望儘快服完自己戴鐵鏈的刑期。須知，如果不抱著這樣的願望，他們怎能被鐵鏈捆綁上五年、六年，而不死亡或發瘋呢？誰能忍受得了這樣的痛苦呢？
我覺得勞動能夠拯救我，能夠增強我的體質。精神上經常不斷的煩躁不安，神經質的激動，獄室裡的窒悶空氣，這一切都足以把我徹底毀掉。「得經常呼吸點新鮮空氣，每天幹點累活，養成搬運沉重物件的習慣——至少我也要拯救自己，」我常常這樣想，「體質增強了，出獄時就會身體健康，精神飽滿，強壯有力，永不衰老。」我沒有想錯：幹活和運動對我大有裨益。
當我看著我的一位貴族難友①象一枝蠟燭一樣燃盡、熄滅在獄中的時候，我感到十分可怕。
①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時服苦役的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杜羅夫。他和我一起入獄時還年輕漂亮，朝氣蓬勃，可是出獄時卻已孱弱不堪，滿頭白髮，步履艱難，氣喘吁吁了。「不，」我看著他，心裡想道，「我想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可是開始時，由於喜歡幹活，我卻遭到了囚犯們的白眼，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都看不起我，對我冷嘲熱諷。
然而對於這一切我都一概不予理睬，我鼓起勇氣繼續幹下去；比方說，燒石灰和搗石灰——這是我最早熟悉的一種活。這種活並不重。技術教官總想儘量減輕我們貴族囚犯的工作量，但這絶不是寬縱，只是想把活安排得更合理一些罷了。如果要求一個體力很弱而且從未乾過活的人，去幹那種分配給壯勞力的包工活，那才是怪事呢。
但是這種「照顧」並非總能實現，即使能夠實現，也彷彿是悄悄進行的：對這種事往往會有人從旁嚴加監視。我們也常常幹重活，同其他囚犯相比，貴族們自然會感到加倍的沉重。燒石灰的工作，通常都是派三、四位年老體弱的囚犯去幹，當然也包括我們在內；此外，還要派一位體力強壯、且又懂行的囚犯去。被派去幹這種活的通常都是那個叫阿爾馬佐夫的囚犯，他幹這種活已經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