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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散文 - 4 /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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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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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如果秋白的骨頭像他的身體一樣地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認罪,那麼歷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產黨總書記的向忠發、政治局委員的顧順章,都有一個工人階級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等高幹,還可以舉出不少。

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軀演出一場泰山崩于前而不動的英雄戲。他剛被捕時敵人並不明他的身份,他自稱是一名醫生,在獄中讀書寫字,連監獄長也求他開方看病。其實,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書生、畫家、醫生,除了名字是假的,這些身份對他來說一個都不假。這時上海的魯迅等正在設法營救他。


  

但是一個聽過他講課的叛徒終於認出了他。特務乘其不備突然大喊一聲:「瞿秋白!」他卻木然無應。敵人無法,只好把叛徒拉出當面對質。這時他卻淡淡一笑說:「既然你們已認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

過去我寫的那份供詞就權當小說去讀吧。」蔣介石聽說抓到了瞿秋白,急電宋希濂去處理此事,宋在黃埔時聽過他的課,執學生禮,想以師生之情勸其降,並派軍醫為之治病。他死意已決,說:「減輕一點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當一個人從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義之後,他就獲得了最大的堅強和最大的從容。

這是靠肉體的耐力和感情的傾注所無法達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軌道的延伸一樣堅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向來是以理行事,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牆,唯求一死。魯迅受到恐嚇,出門都不帶鑰匙,以示不歸之志。

毛澤東讚揚朱自清寧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粉。秋白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已達到自由階段的知識分子。蔣介石威脅利誘實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槍決。刑前,秋白唱《國際歌》,唱紅軍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場,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盤腿席地而坐,令敵開槍。

從被捕到就義,這裡沒有一點死的畏懼。

如果秋白就這樣高呼口號為革命獻身,人們也許還不會這樣長久地懷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臨死前又搶着寫了一篇《多餘的話》,這在一般人看來真是多餘。我們看他短短一生鬥爭何等堅決,他在國共合作中對國民黨右派的批駁、在黨內對陳獨秀右傾路線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會議」,決定武裝鬥爭,永遠功彪史冊,他在監獄中從容鬥敵,最後英勇就義,泣天地慟鬼神。這是一個多麼完整的句號。

但是他不肯,他覺得自己實在藐小,實在愧對黨的領袖這個稱號,於是用解剖刀,將自己的靈魂仔仔細細地剖析了一遍。別人看到的他是一個光明的結論,他在這裡卻非要說一說光明之前的暗淡,或者光明後面的陰影。這又是一種驚人的平靜。就像敵人要給他治病時,他說:不必了。

他將生命看得很淡。現在,為了做人,他又將虛名看得很淡。他認為自己是從紳士家庭,從舊文人走向革命的,他在新與舊的鬥爭中受着煎熬,在文學愛好與政治責任的抉擇中受着煎熬。他說以後舊文人將再不會有了,他要將這個典型,這個痛苦的改造過程如實地錄下,獻給後人。

他說過:「光明和火焰從地心裡鑽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鍊自己的力量。」他不但解剖了自己的靈魂,在這《多餘的話》裡還囑咐死後請解剖他的屍體,因為他是一個得了多年肺病的人。這又是他的偉大,他的無私。我們可以對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塗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歷史,極力隱惡揚善。


  
特別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愛這樣做,別人也幫他這樣做,所謂為尊者諱。而他卻不肯。作為領袖,人們希望他內外都是徹底的鮮紅,而他卻固執地說:不,我是一個多重色彩的人。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在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實驗的一部分。

當我們只看他的事業,看他從容赴死時,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當我們再看他對自己的解剖時,他更是一座下臨深谷的高峰,風鳴林吼,奇絶險峻,給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個內心既縱橫交錯,又坦蕩如一張白紙的人。

我在這間舊祠堂裡,一年年地來去,一次次地徘徊,我想象着當年門前的小河,河上來往覓渡的小舟。秋白就是從這裡出發,到上海辦學,後來又在上海會見魯迅;到廣州參與國共合作,去會孫中山;到蘇俄去當記者,去參加共產國際會議;到九江去主持「八七會議」,發起武裝鬥爭;到江西蘇區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門登舟之時一定想到「野渡無人舟自橫」,想到「輕解羅裙,獨上蘭舟」。

那是一種多麼悠閒的生活,多麼美的詩句,是一個多麼寧靜的港灣。他在《多餘的話》裡一再表達他對文學的熱愛。他多麼想靠上那個碼頭,但他沒有,直到臨死的前一刻他還在探究生命的歸宿。他一生都在覓渡,但是到最後也沒有傍到一個好的碼頭,這實在是一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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