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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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來以喜歡躺在椅中出名，所以我將要寫一段椅子的哲學。朋友之中，喜歡躺在椅中者不止我一個，但不知如何單是我出名，至少在中國文藝界中是如此。我認為在這現代的世界中，我並不是惟一的好躺椅中者，而人之說我者，也有些言過其實。這件事的經過是如此的：某年我發刊了一本《論語》雜誌。

其中，我力辯吸煙並無害處。雜誌當中雖沒有刊載捲煙廣告，但文字中很多稱讚尼古丁的美德的話，因此便傳了開去，說我一天到晚不做事情，只是躺在椅中吸雪茄。我雖屢次否認，並極力聲明我實在是中國最勤於做事者之一，但傳說之詞依然風行一時，甚至竟成為我是被人憎惡的有閒階級之一的證據。兩年後，又因我刊行了一種注重通俗文字的雜誌，於是更證實我是一個懶鬼。

當時我因看不慣流行文章的體裁過于遲鈍、不忠實和虛誕，認為還是舊式私塾命十二三歲的孩子做「救國」和「恆心之德」等類題目的文章的遺毒，故而以為必須提倡一種坦白通俗的文體，方能解放中國文章，使之脫去陳腐的桎梏。但我于不經意之間，將通俗文體寫成瀟灑文體，於是有人就拿這個作為攻擊我的目標，因而我便被認為是中國懶惰作家中最懶惰者之一。

我承認我時常躺在朋友家客室裡的椅中。但別人何嘗不如此。如若沙發椅不是為了躺躺而設，則何必有沙發椅；如若二十世紀的男女都必須正襟危坐，則現代的客室中何必擺着那種沙發椅；而我們極應該坐在挺硬的紅木椅子上，身材較矮的婦女，須兩腳懸空地掛着。

其實躺在椅中這件事也有一種哲學。古人和今人的坐法之不同，其起因即在於對恭敬的注重與否。古人的坐，以態度恭敬為主，今人則以舒服為主。兩者之間有一種哲理上的衝突。

因為依照古人的見解五十年前尚是如此，舒服即罪惡。耽于舒服即趨于失敬。這一點赫胥黎在他討論「舒服」那篇文章裡已講得很明白。赫氏所說「西方的封建社會阻止了躺椅的產生直到近時」這句話，和中國的情形正完全相同。

今日凡自認是在朋友之列的，坐在他的房中時，盡可把兩足高高地擱在他的書桌上，而不必有所顧忌。這是熟不拘禮，而並不是失敬。不過這種行為，如在老輩面前，則當然是要被斥為不當的。

道德和建築與室內陳設之間，有一種我們尋常所意料不到的密切關係。赫胥黎指出西方女人因為怕看見自己的肉體，所以不常洗澡，因而使現代式的白瓷澡盆的發明遲延了數百年之久。當我們認識儒教的公私行為都以恭敬為主時，我們就能瞭然舊式的中國木器為什麼製成那種樣子。我們在紅木椅子上，只有挺起背脊筆直地坐著，就因為這是社會所公認為惟一合法的坐法。

中國皇帝的寶座，坐時並不舒服。如叫我去坐，就是五分鐘也是不願意的。英王的寶座也是如此。克婁巴特拉古代埃及女王前69—前30，以美貌著稱。

——編者注。出外之時，總是斜躺在睡椅上，令人抬着行走。她敢如此，就因為她沒有受過孔子的教訓。這種樣子如被孔子看見，那當然也要像他對付原壤夷俟一般「以杖叩其脛」了。

在儒家的社會中不論男女都應該恭身正容，至少在正式場合中應該如此。在這種時節，如有人將腿腳略為蹺起，便立刻會被人視做村野失禮。事實上，最恭敬的姿勢例如在謁見長官時，坐的時節應斜欠着身子，將臀部擱在椅子的邊沿上，才算恭敬知禮。儒家古訓和中國建築之間也有密切的關係，但這裡姑且不討論下去。

我們應該感謝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浪漫派運動，它打破了古禮的傳統思想，方使舒服這件事不再被人認為罪惡。另一方面，除了浪漫運動之外，又因對於人類心理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於是對於人生也產生了一種較為真切的態度。這種態度的改變，使人們對戲劇不再視為淫猥，對莎士比亞不再視同化外，也使女人的浴衣、清潔的澡盆、舒服的躺椅和睡椅，得以出現；並也使生活和文章有了一種較為真切、較為親熱的體裁。在這種意義上，我的喜歡躺在椅中的習慣，和我的擬想將一種親熱自由瀟灑的文體導入中國雜誌界中的企圖之間，確有一種聯繫存在着。

如若我們承認舒服並不是一種罪惡，則我們也須承認我們在朋友家的客室中以越舒服的姿勢坐在躺椅上，越是在對於這個朋友表示最大的恭敬。簡括地說，客人能自己找尋舒服，實是在招待上協助主人，使他減少煩慮。所以我坐時，每每將一隻腳高擱在茶桌或就近的傢具上面，以協助主人。因而使其餘的客人也可以趁此機會拋棄他們的假裝出來的尊嚴態度。

關於坐臥器具的舒服比較，我已發明了一個公式。這個公式可以用簡單的字句表達如下：椅子越低，坐時越舒服。有許多人坐在朋友家的某種椅中覺得異常舒適，即因為這個理由。當我尚未發明這個公式以前，我每以為室內裝潢家對於一張椅子如何可以使坐者得到最高度的舒適，其高度闊度和斜度之間大概必有一種數學的公式。

但自從我的公式發明之後，我即知道這事其實比較簡單。我們如將中國紅木椅子的腳鋸去數寸，坐時即立刻可以較為舒服。如再鋸去一些，則必更為舒服。這種情形的合理結論當然是：最舒服的姿勢就是平躺在床上。

這豈不簡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