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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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屬有趣的談天和優美的文章，都必然具有這種天然的動人之處。

所以談天的適當方式應是親密的、毫無顧忌的。在座的人談到出神時，都已忘卻身處何地，也不再想到身上穿的是什麼衣服，談言吐語，一舉一動都是任性為之。而所談的，也是忽而東、忽而西，想著便談，並無一定的題目。我們只有在知己朋友相遇，肯互相傾吐肺腑時，方能真正地談天。

而談時各人是任性坐臥，毫無拘束，一個將兩腳高高地擱在桌上，一個坐在窗檻上，一個坐在地板上，將睡椅上的墊子搬下來當褥子用。因為我們必須在手足都安放在極舒服的地位，全部身體感受舒適時，我們的心方能安閒舒適，此即前人所謂：

眼前一笑皆知己，‧座上全無礙目人。

這些都是真正談天的必要條件。我們談時不擇題目，想到便談，天南地北，愈去愈遠，既無秩序，也無定法，隨意所之。所以談到興盡之時，也就歡然而散。

這就是談天和空閒的聯接關係，也就是談天和散文之勃興的聯接關係。因為我相信一個國家的真正優美散文是必須在談天一道已經發展到成為一項藝術的地步方能產生。這個情形在中國和希臘散文的發展中最為顯明。我以為孔子之後的數百年中，思想的活動，因而產生所謂「九家」的學說，其起源即因于當時有一群學者，平生惟以說話為事，所以即發展了一種文化的背景。

這種發展，除此之外，實說不出其他的理由。當時列國有五位豪富的公子，都以慷慨好客著名一時。每人的家中都聚着食客數千人，例如：齊國的孟嘗君，他家中養着珠履之客三千人。其人數如此眾多，則當時的你談我說，議論紛紛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

這類人的說話，在傳于後世的《列子》、《淮南子》、《戰國策》和《呂氏春秋》諸書中，可以得其大概。《呂氏春秋》據說實是他的門下所著，而不過用他的名義這和英國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時代的作家著了書用贊助他人之名義發表的情形相似。這部書中已經發展了一種善處人生的概念，大意是不善處人生，不如不生活。此外還有一群長於說辭的縱橫家，列國君王常利用他們到鄰國去下說辭，或去輓回一次危局，或去勸說退兵解圍，或去說合聯盟。

而他們也大都能成功而返。這群縱橫家或學者，都是長於口才，善於比喻。他們的言論很多記載于《戰國策》中。從這種自由而智巧的言論中產生了幾位大哲學家，如：以「為我主義」著名的楊朱，以「現實主義」著名的韓非子他和瑪基維裡相似，但較為溫和，和以敏捷辯論著名的大外交家晏子。

這些都可以證實我的假說。

紀元前第三世紀末葉，楚國李園以他的才貌雙全的妹妹獻給楚相春申君。這樁事就是當時社會生活很文明的一個榜樣。後來春申君又將這女子獻給楚王，以致楚國漸漸衰弱，被秦始皇所滅。

昔楚考烈王相春申君也，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與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于春申君，徑得幸于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既不見我，汝求謁于春申君：『才人告有遠道客，因請歸待之。

』彼必問汝：『汝家何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問汝：『女弟何能‧』對曰：『能鼓琴，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

」

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來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

春申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于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于春申君，許我明日夕于離亭。

」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園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

這就是當時受過教育的女子和閒適的文士的社會背景，因而使中國的散文也有了它第一次的重要發展。當時有善說辭，通文才，嫻于音樂的女子，使男女共處的社會中有着社交的、美術的和文學的動機交織之，點綴這社會的性質和氣象當然是貴族化的，因為，相國是常人很難於見到的貴官，但他在知道一個女子嫻于音樂擅長文才時，他便也渴于一見了。這就是古代中國文人和哲學家所度的閒適生活，而當時的一切著作，也不過是他們彼此之間談話的產物而已。

只有在有閒的社會中，談話藝術方能產生，這是很顯明的。也只有從談話藝術中，優美通俗的文章方能產生，這是同樣明顯的。一般說起來，談話藝術和寫優美通俗文章的藝術在人類文明進步史中，產生的時間比較遲。因為人類的心靈必須先經過一種敏鋭微妙技巧的發展，方能達此進步。

而要發展這些，則又非生活有閒不可。我深信真正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其目的也在使人民應有享受空閒的可能，或空閒的享受應成為普遍。所以，享受空閒不能算是罪惡。何況文化本身的進步，實是有賴于空閒的合理利用，而談話則不過是其中的方式之一罷了。

一天忙到晚的生意人，吃了晚飯就睡覺，鼾聲如牛者，是決不能有所助于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