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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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誇大，倘把中華民族的歷史作一番全盤的檢討，除掉最近百年來的屈辱，你當首肯斯言。雖在政治上他們有時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們是廣大的人類文明的中心，實為不辨自明之事實。——惟一之文化勁敵代表另一種不同的觀點者是印度的佛教，至于佛教教義，忠實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為儒學家常無限地引孔子以自傲，即誇耀于孔子，即誇耀于其民族，誇耀中國人之能以道德的質素理解人生，誇耀其認識人類天性的知識，誇耀其解決了倫理與政治關係之人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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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態度是相當正確的。因為孔教不獨尋求人生的意義，抑且解答了這個問題，使人民以獲得人類生存的真意義而感到滿足。這個解答是正確而清楚的，而且條理分明。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來的人生，亦無意更改現存的這個人生，當一個人覺察他所獲得的是有效而且為真理，就不會變成保守者了。

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會以外，未見及別種人生的類型，認為為人之道，沒有第二種類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組織完善的社會生活，倫敦警察于孔氏敬老之道一無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婦人跨過熱閙街道，此等事實教中國人聽來，多少未免吃驚。

當他察覺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蘊之德性：智、仁、勇、信、禮、義、廉、恥，並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將讚許倫敦警察之義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動搖起來了。有許多事情使中國人老大不悅意，使他們震驚，使他們生鹵莽粗野之感，如夫妻倆輓着膀子同行街市，父親和女兒互抱接吻，銀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車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麼地方都是接吻。此等舉動使他們確信中國文明誠為萬邦軒冕，無與倫比。但是另外有種種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識字，婦女而能寫信，普遍的愛尚清潔這一點他認為是中世紀的遺傳而非為十九世紀新發明，學生的敬愛師長，英國小孩對答長輩之「是了，先生」的隨口而出，諸如此類，俱堪無窮之玩味。

再加以優良之公路、鐵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愛的兒童、奇妙的愛克斯光、攝影機、照相、電話，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國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着治外法權的庇護，西歐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對中國苦力而沒有法律之救濟，使中國人自尊心之喪失更進而變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貴，靡有孑遺。外國商人為預防中國之可能進攻租界而所取的種種防騷動的措施，實為他們的膽略和對於現代中國認識不足之鐵證。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於中國苦力身上，確常含有相當內在的憤怒。

但倘外國人因此就認為中國人將總有一天會暴露其憤怒而還饗外人以較次等之皮靴，則屬大誤。倘使他們真暴露其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國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說，崇拜歐洲人而畏懼他們的侵略行為，現在正是廣泛而普遍的心理，有許多這樣太不幸的衝動一定曾經引起了過激主義，結果產生了中華民國。沒有人相信中國會變成民主國家。這種變動太廣大，太雄偉，沒有一個人敢擔當這個責任，除非是獃子，否則是鼓吹出來的人物。

那好像用彩虹來造一架通天橋，而欲行其上。但是1911年的中國革命家真給鼓吹出來了。自從1895年甲午戰爭失敗以後，革新中國的宣傳運動極為活躍，當時有兩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憲主義者，主張維持君主而革新並限制其君權；一派則為民主革命主義者，主張建立民主共和國。前者為右翼，後者為左翼。

左翼以孫中山先生為領袖，右翼則由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主持。梁啟超後來脫離了他的恩師而向左轉了。這兩個固執的黨派在日本筆戰了好久，可是這問題終究給解決了，不是雙方辯論的結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藥，與民族自覺之本能抬頭之結果。1911年的政治革命之後，緊隨以1916年的文學革命，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由胡適所倡導，風靡一時。

東西方文化比較臉與法治

中國人的臉，不但可以洗、可以刮，並且可以丟、可以賞、可以爭、可以留，有時好像爭臉是人生的第一要義，甚至傾家蕩產而為之，也不為過。從好的方面講，這就是中國人之平等主義，無論何人總須替對方留一點臉面，莫為已甚。這雖然有幾分知道天道好，還帶點聰明的用意，到底是一種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臉太不平等，或有或無，有臉者固然快樂榮耀，可以超脫法律，特蒙優待，而無臉者則未免處處感覺政府之威信與法律之尊嚴。

所以據我們觀察，中國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丟臉。臉一丟，法治自會實現，中國自會富強。譬如坐汽車，按照市章，常人只許開到每小時三十五英里速度，部長貴人便須開到每小時五十六十英里，才算有臉。萬一軋死人，巡警走上來，貴人腰包掏出一張名片，優遊而去，這時的臉便漲大。

倘若巡警不識好歹，硬不放走，貴人開口一罵，「不識你的老子!」喝叫車伕開行，於是臉更漲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動手把車伕扣住，貴人憤憤回去，電話一打給警察局長，半小時內車伕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職，局長親臨詣府道歉，這時貴人的臉，真大得不可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