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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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耳不妨勉強地把他同我們的卡洛斯・戈麥斯①相比，有一天從父母家逃走。但是他比我們這位音樂家幸運得多，他在路上沒有碰到任何官員送他去意大利學歌劇。這位出生在雲南的中國人很快遇到一群流浪歌手，跟着他們拉小提琴。他就這樣開始了流浪生涯，時而生活在繁忙的碼頭上，時而生活在汗流浹背的城市工人中間，時而又生活在種大米的農民和茶農中間，他瞭解大千世界的各種人。

他在他們中間生活，和他們一起幹活，用小提琴的聲音鼓舞着他們。聶耳的心中裝滿了故鄉的歌曲。

在故鄉的古老旋律的精神激勵下，他也開始歌唱了。聶耳當時對音樂所知甚少，只會拉他的小提琴。但是他的富於人情味的歌曲以難以置信的速度傳播開來，比如《碼頭工人歌》、《開路先鋒》、《漁光曲》。他的歌家喻戶曉，無人不唱，想唱歌的人都喜歡他的歌。

但是，眾人最愛唱的、聶耳出於對他一生最重要的問題的關心而作的歌，卻是「起來！」這支歌①表現了他對壓迫者日本人的仇恨。他睜大噙着憤怒的淚水的眼睛高喊：「起來！如果跟我一樣不願作戴枷鎖的奴隷！」……全中國的人在「起來！」的吶喊聲中站起來了。當然，人民的背後也有叛徒。但是千百萬、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高唱「起來！」最後連「勇敢的」蔣介石也認輸了。

①當時聖保羅最著名的報紙之一。

①卡洛斯・戈麥斯1836—1896，巴西作曲家。

①指《義勇軍進行曲》。下文所引歌詞，因經過逸譯而與原詞略有 不同。

感謝上帝。

不尋常的故事發生在日本人襲擊沿海大城市的時候。中國的大學就在那些城市裡，後來遭到了破壞。但是「起來！」的歌聲總是迴蕩在師生中間。決定把大學遷到敵人達不到的內地去。

鐵路和火車都被破壞，也沒有汽車和足夠的卡車，沒有任何運輸工具，只好用師生的雙肩把書和儀器扛走。僅有幾副臨時綁的擔架由哲學、醫學和文學系的「腳伕」抬着，把最重的儀器運走。

這是人類的全部歷史上所知道的最罕見、最奇特的撤退。課沒有停上。當走到一座樹林的蔭涼裡，當一天的疲勞一步步換來夜晚的安靜，必定有一位教授講老子，有一班學生分析莎士比亞。有時會有一隻日本烏鴉在雲端轟鳴，迅速衝下來，又立即逃走。

因為那些撤退者，骨瘦如柴的撤退者，只能用孔子的教導和對日寇的蔑視來回答。大家面臨的是死亡和死亡的考驗。三個學法律的學生瀕臨死亡，他們是最勇敢的。學方言的葡萄牙小學生已經死去，化學教授也離開了他們。

「起來！起來！」大家唱起來。聶耳的頌歌發自大家的內心，在掛着眼淚的嘴上爆發。在聶耳的歌曲鼓舞下，大學慢慢撤退到了中國的邊遠地區。

聶耳？……他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是被日本人殺死的。有一天，他意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於是發生了思想鬥爭。毫無疑問，他把自己的歌曲服務于中國的建設事業，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獻給了最早的愛國歌唱團的組建工作。但是這一切，無論其偉大的意義還是他實踐的生動藝術，都不能說明他在技巧上的欠缺是應該的。

他需要深造。但是去哪裡呢？中國不具備他需要的條件；富足的美國或歐洲也不會接納他這個乞丐和他的小提琴。他唯一可能的選擇只有日本。

聶耳把他的朋友們叫在一起，把他的決定告訴他們。是的，他很清楚，他的名字在黑名單上，敵人很可能暗殺他。但是面對他對祖國所負的責任，他寧肯死去也不恥辱地活着。他又把他最親密的朋友劉良沫找來，把最後的囑託告訴他，便于1933年6月動身去日本了。

他是小青年，還只有23歲。但是過了不到一個月他就死了。在檢查了一具流血的屍體後，日本警察正式發表看法說：「他是溺死的。」

聶耳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音樂家。他非常清楚，在生活的某些決定性時刻，藝術應該自願地服務。聶耳的見解促進了中國數百個愛國的歌唱團的產生。聶耳極大地推動了他的人民的覺醒。

在他的祖國，誰都會唱「起來」。它已經變成中國千百萬游擊隊員的國歌。聶耳是我們時代最偉大的音樂家。

朱景冬　譯 天外之音＊

［英國］　羅・史密斯

1865—1946

一

自我上次重讀莎劇以來，仍覺有一事必須說明——這即是那裡還另有一種天外之音。正像一切聰明的讀者那樣，我對一部佳作每因與其作者愈益親切而興味更濃。年事日長，我也就愈來愈喜歡與書籍背後那位錦心繡口的友人私相款語，例如我在讀蒙田①的文章與司各特②的小說時都有這種情形。但是說到莎士比亞，試問一個人又如何才能同他攀上我上述的那種親密關係？對於卡萊爾①《英雄與英雄崇拜》中的那位英雄我從無特殊好感，另外一切官方的與全民的莎士比亞②，以及被譽為帝國之締造者的莎士比亞③，也都不便引作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