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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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瓦特在1781年1月初寫這封信的時候，「狂人學社」——他們有時以此自詡——剛剛吸收了一名極有前途的新成員。此人就是約瑟夫·普里斯特利博士，他曾于1780年在伯明翰被任命為長老會新會館的教長。普里斯特利是當時那種變革精神的代表。他掌握多種語言，對學術研究有着滿腔的熱情，在追述真理方面，他把自己比作獵狐成癖者。

他被公認為當時化學研究方面最有經驗的專家，他興緻勃勃，感染力如此之強，以至他似乎使這個社團的所有成員都涉獵化學。甚至連忙得不可開交的博爾頓和瓦特，也開始試驗起來。當博爾頓在康沃爾進行一次長期訪問時，曾在一封信裡描述了他在科斯加恩為自己設立了一個實驗室的情況。

普里斯特利對研究水的構成所做的試驗，使瓦特很受啟發。後來他在1783年寫給普里斯特利的一封信裡，宣佈了自己的結論，水是由他稱之為「脫燃素的空氣」氧氣和燃素氫氣構成的。本來普里斯特利打算將瓦特的信附在一篇論文裡提交給皇家學會的，但是他還沒有來得及這樣做時，亨利·卡文迪什就在該學會宣讀的一篇論文中，宣佈了這一相同的發現。這在瓦特和卡文迪什雙方的支持者之間，引起一場激烈的辯論。

這場辯論同後來關於到底是喬治·斯蒂芬森，還是漢弗萊·戴維首先發明了礦工用的安全燈的爭論，情況非常相似。很明顯，在這起爭論中所涉及的發明和發現都是不約而同的。當處在所有出類拔萃之輩潛心致力於科學研究的時期，出現這種巧合是難以避免的。

根據當時提出關於英國應該採用公制的建議，我們會很有興趣地注意到，瓦特在試驗水的構成時，十分抱怨兩種量制的共存所造成的種種困難，並且竭力為贊成磅量制的十進位算法而進行辯解。

雖然「月亮社」的宗旨是科學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但不可避免的是其成員普遍認為應解放思想，這在當時則是具有革命性的，他們心裡充滿着對未來的憧憬，到那時人類會因為科學上的種種發現而獲得解放，而那傳統的宗教和世俗的等級制度，則將在無情而又明晰的理性之光面前像影子一樣消失掉。儘管腥風血雨的法國革命事業在眾多人的腦海裡播下了第一批懷疑的種子，但他卻不懷疑他們所奉信的理性之神會成為一個訴諸武力、「實行暴政」專橫跋扈的可怕君王，「月亮社」的成員們曾為法國革命的爆發和巴士底獄的攻克而歡呼，認為這是自由與理性的勝利，是「君王統治權和教士統治權」的末日。特別是普里斯特利更是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對雅各賓派的公開支持，雖然使他在下議院遭到了伯克的譴責，但法國的革命者們卻授予了他法國公民權，並且推選他為法國國民議會的議員。

而博爾頓和瓦特則謹慎得多，他們的政治觀點隱而不宣。然而，1791年 7月 14日，在伯明翰爆發的那場「教堂與國王」的騷亂卻使他們大驚失色，因為其矛頭是專門指向「月亮社」成員和非正式成員的。

在舉行法國革命兩周年的公眾慶祝宴會上引起了騷亂，不幸的普里斯特利成了第一個受害者。「暴徒們」在搶劫和焚燒了長老會的新舊兩處會館之後，接着又衝進他在費爾希爾的住宅。他的房屋、實驗室、儀器和他20年的研究記錄統統都被燒掉，但是總算幸運，這位博士和他的家屬們由於接到警告，所以在「暴徒們」到達前半小時就逃走了。此後的搶劫和焚燒持續了整整三天，在所有這段時間內，索荷工廠戒備森嚴，用滑膛槍武裝起來的忠實僱員守衛着。

這兩位合夥人系「月亮社」成員是眾所周知的，他們的某些職員，其中包括那位謹小慎微的薩瑟恩，也曾出人意外地公開表示了對共和派的同情，然而十分奇怪的是，索荷從未受到過威脅。當軍隊終於趕來恢復秩序時，瓦特必定會深深地鬆了口氣，得到了安慰。

「月亮社」在這場浩劫後，雖然又繼續存在了幾年，但它不過是名存實亡而已。普里斯特利移居到了美洲；喬賽亞·韋奇伍德和伊拉茲馬斯·達爾文，則都在該世紀終結之前先後去世。倖存者也都上了年紀，當年那種渴求知識的熱情漸漸變弱，但他們對當年的回憶和傳統卻難以磨滅。1809年，有一位名叫倫納德·霍納的人，在參觀索荷後寫道：「月亮社」留下的痕跡，以及他人對它的那些引人矚目的成員的清晰回憶，是非常有趣的。

他們造成的影響，不但沒有減弱，而且還向後人表明了他們那種追求科學和自由探討的精神，甚至還表現出了那種對衛理公會派、托利派以及喜功好利者相勾結勢力的反對立場。看來，人作為一種社會動物，是誰也無法離開政治的。一生謹慎的瓦特，沒能完全超脫政治，而他那個意氣風發的兒子，在政治上就更加激進。

瓦特的兒子詹姆斯的活動增加了瓦特的焦慮。同博爾頓的兒子馬修·羅賓遜·博爾頓一樣，小詹姆斯·瓦特也注定要步其父親的後塵，他所受的教育和訓練也正是為這一目的進行的。15歲時，他在伯沙姆約翰·威爾金森的鐵工廠學習了一年，經過這段實際訓練後，他去日內瓦的一所學校繼續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