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契爾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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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魯澤爾斯基這一異常的舉動，即預示着波蘭政府已經開始向西方作最後的讓步了。英國首相回國才一個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召開了十屆十中全會。全會宣佈承認團結工會為波蘭合法組織，並開始了波蘭政治多元化的進程。緊接着，團結工會決定參加政府召開的圓桌會議，甚至成立了「全國公民委員會」，以作為波蘭影子內閣的雛形。

1989年2月，波蘭舉行了圓桌會議，波蘭統一工人黨宣佈放棄對權力的壟斷。這次波蘭的圓桌會議實際上起到了制憲會議的作用，因為它確立了波蘭新政府的產生方式與基本原則。4個月之後，波蘭舉行 40年來的頭一次全國大選，團結工會在決選中大獲全勝。這樣，波蘭便成為東歐第一個「和平演變」了的國家。

撒切爾夫人足堪自慰的是，她的「執意影響國際事態發展」的戰略，在她1988年11月對波蘭的專訪中已結出了第一個碩果了。

伴隨着波蘭團結工會于1989年6月取得大選勝利後，東歐國家出現了「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個個地先後「和平演變」了過去。對這樣一些頗具戲劇性的變化，撒切爾夫人在目不暇接之餘，既有喜來又有憂。喜的是眼看昔日咄咄逼人的前華約國家「不戰自潰」，憂的是德國的重新統一即將成為現實。

原來，在撒切爾夫人「執意影響國際事態發展」的總戰略中，最放心不下的是德國的迅速統一。她甚至認為，一個統一起來的強大的德國是前景堪虞又可畏的。她在自己的《唐寧街歲月》一書中曾這樣寫道：“我並不相信集體犯罪：在道義上應該為他們行為負責的是單個的人，但我卻相信由一系列複雜因素構成的民族特性。由於德意志的統一是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實現的也許部分地是因為民族統一來得這麼遲，德意志一直在難以預料的侵略和自我懷疑之間來回搖擺。

德國的近鄰，如法國人和波蘭人，遠比英國人更深刻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只是美國人不一樣；而相同的關心則經常使德國的近鄰忍不住從看似麻木的言論中解脫出來。俄國人實際上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儘管由於他們需要德國人的信貸和投資而一直保持沉默。但也許最早意識到這個『德國』問題的是現代德國人，他們之中的大多數堅持德意志不應成為能夠以犧牲別人換取自己利益的大國。德國人焦慮不安的真正原因是自我意識的極端痛苦。

如我曾論證的，這就是許多德國人為什麼真正地我相信是錯誤地想要德國被限制於一個聯邦式的歐洲之中。

事實上，德國更願意在這個框架之內發揮支配作用，因為重新統一起來的德國簡直是太大，太有威力，以致不能在歐洲之內只是簡單地成為另一個角色。

進而言之，德國人總是盯着東面和西面，儘管體現這種趨勢的現代方式是其經濟擴張，而不是領土侵略。這樣，就其本質而言，德國在歐洲是一個製造不穩定的力量。只有美國對歐洲的軍事和政治介入和歐洲另兩個最強大的主權國家英國和法國的緊密關係才能夠平衡德國的勢力。”

撒切爾夫人在這裡把統一的德國視為歐洲的「一個製造不穩定的力量」，這種憂深思遠的話當然不是空口無憑，因為「德意志一直在難以預料的侵略和自我懷疑之間來回搖擺」。說穿了，「鐵娘子」是怕兩德迅速統一後，又重蹈其「領土侵略」的老路。

撒切爾夫人的這種憂慮，在 1989年 9月東歐一系列戲劇性變化發生之前，在從日本訪問的歸途中去莫斯科會晤戈巴契夫時，也直言不諱地表露無遺了。她對戈巴契夫說道：「儘管傳統上北約一直聲明支持德國統一，但實際上我們是相當擔憂的。”戈巴契夫對此也自然心領神會。撒切爾夫人至此不由興高采烈地表示：“德國鄰國們的利益和其他大國的願望必須給予充分的考慮。」

但是，形勢的發展往往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就在撒切爾夫人正在努力「影響」兩德迅速走向統一的同時，東西方的幾個大國紛紛「易幟」：蘇聯總統戈巴契夫為了換取來自西鄰的一筆巨額援助，公開表態支持德國人民對自己未來的選擇權；美國總統布希為了削減成天文數字的防務開支，以降低政府的巨額預算赤字，也不反對兩德儘快統一；法國總統密特朗表面上雖與撒切爾夫人唱一個調，但骨子裡卻對嚴酷的現實作出了讓步；至于西德總理科爾更是把暗中阻撓兩德迅速走向一體化的不列顛首相視同寇仇，他公開聲明：「東德人民自己決定他們未來的機會」和「德意志整體統一的問題」都是「德國問題的核心」所在，是兩德人民的「自由」，「無需別人的勸告」。

最後，撒切爾夫人在反對兩德統一的問題上只落得個「孤家寡人」、孑然無助的下場。科爾總理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在竭力推動德國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只專注于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打交道，而有意無意地冷落英法等歐洲盟國。

1990年10月3日，這個被分裂了45年之久的德國終於實現了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統一。從此時此刻起，撒切爾夫人對歐洲的前景就更加擔憂，這也就構成了這位英國女首相拒絶讓英國加入歐洲貨幣同盟、反對歐洲成為「聯邦制合眾國」的政策基礎。殊不知這也就埋下了她與其內閣成員在歐洲政策上的嚴重分歧、並最終被攆下首相寶座的種子，從而給這位以強硬作風著稱的「鐵娘子」帶來了始料未及的特大災難。

第六章 無可奈何花落去撒切爾夫人在其第三屆首相任期內，與歐洲共同體維繫着一種若即若離、捉摸不定的關係。她既想堅持自己的固有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