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各特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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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劇本在文學沙龍裡引起了熱烈的議論，被一本正經地置於同德萊頓和伊麗莎白時代人物①16900780_0062_0的作品不相上下的地位。這些劇本沒有上演過，這自然使當時的才女們當時她們還被稱為女學究十分高興，因為在才女們看來，最能降低藝術作品身份的莫過于在公眾中獲得庸俗的成功了。大家都認為這部戲劇集的作者自然應該是一位男士，直到有一個人得到一個含義深刻的發現：幾個劇本中的女主人公都已經年過 30，而絶不會有一個男人想到要去描寫 25歲以上的女子。喬安娜自己揭開了這個秘密，1800年她在第三版的扉頁上署了自己的名字。

喬安娜酷愛戲劇，而且對魔法、迷信和冥冥之災懷着童稚的偏好。

在她生活的時代，一個知道自重的婦女是不會去當演員的，所以只好寫劇本來抒發情懷。她出版過兩卷《熱情之劇》和一本供舞台演出的各色小品集。雖然埃德蒙·金在1821年秋天親自恢復《德蒙福》在朱麗萊茵劇院的演出，但是喬安娜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戲劇方面獲得的成就卻應該歸功于瓦爾特·司各特。他認為她的劇本是有才氣的，雖然我們今天在她累贅而毫無生活氣息的劇本中看不出有什麼才情。

她那些嚴格遵循各種作詩規則、悉心儘力寫成的散文詩裡沒有一絲靈感的閃光。

而司各特在文章和書信裡都對她讚揚備至，似乎她就是第二個莎士比亞，只是幽默感略嫌不足。

司各特是一個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他喜歡為別人帶來快樂，而厭惡傷害他人。當時話劇「掌握在一般惡棍和娼婦手中，因為其他的戲劇愛好者和贊助人看來已經不復存在了」，他認為喬安娜的劇本充滿了高尚情操，證明劇作者力圖真實地描繪人的本性，這樣的劇本遭到冷遇實在是一件可恥的事。司各特的褒獎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本人對散文詩有一種狂熱的只能這樣來形容他愛好。他對伊麗莎白時代的人物入了迷，批評的感覺遲鈍了，既然話劇也遵循應有的韻律和詩行的長度，那他在這方面也無需區別詩歌和散文了。

司各特很快就對在首都的客廳裡充當擺設感到厭倦了。1807年，在旅居倫敦的末期，他給夏洛特寫信說：「我很高興即將擺脫這些酬作，更高興的是一個星期之後就可以把你和孩子們摟在胸前。」可是，在這之前，他曾經應允要去拜訪安娜·蘇亞德，所以決定順路去利奇菲爾德她家稍坐一會兒。這點禮貌使他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這「一會兒」拖成了兩晝夜：要不就是他談話或者朗誦作品，要不就是他聽女主人談話或者朗誦。他說：「她唸得好極了，朗誦得也極好，說笑話的本領實在叫人望塵莫及。」她講的一個笑話後來就成了他的短篇小說《有掛毯的寢室》的基礎。司各特原來只打算停留幾個小時，因為她的信件使他害怕；他後來停了兩天是被她的談話吸引住了。

安娜·蘇亞德當年曾被人稱為「利奇菲爾德的天鵝”，是女學究中的學究，才女中的才女。她父親是利奇菲爾德大教堂的神甫。安娜在她文體華麗的信裡用了許多複雜的詞藻和似是而非的幽默語句，長篇大論地歌頌威廉·希利、羅伯特·騷塞、威廉·梅爾遜和埃拉茲姆·達爾文等曇花一現的詩人的成就。她給司各特的信引起了司各特的毛病大發作，這種病曾經被她稱為「恐筆症」。

在這樣一個文學「沙龍」中去充當「獅子」，這種前景使他膽顫心驚，因此他回信說，請她不要以為他有「愚蠢的虛榮心，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紳士派頭的作家」。他強調說，任命他為首席法官使他「只能把文學嘗試作為一種消遣，而不是一種財源」，不過，英國最傑出的作家往往只是在收到預訂款後才會把自己的作品付印，——“這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窮困和不守信用造成的，也許我們這個時代之所以能載入史冊，只是因為這些作家，而不是其他人歌頌過它。」

儘管他提心吊膽，但對安娜·蘇亞德的拜訪卻十分成功；他很欣賞她的率直和口才。安娜在1807年去世以後，司各特為她在利奇菲爾德教堂的墓碑寫了墓誌銘，兌現了為她出三卷詩集的諾言。他私下告訴喬安娜·貝莉說，「這些詩總的說來是很糟糕的。」

兄弟之中他真正喜愛的只有一個湯姆。湯姆給他帶來的痛苦比其他兄弟帶給他的痛苦加在一起還要多，但這絲毫也沒有改變他的態度。湯姆的為人使他很快就失去了父親遺留下來的那些主顧，於是他開始任意支配被受託代管的錢財。湯姆同父親一樣，監管着艾伯科恩侯爵在達丁斯頓的田莊。

他把收來的租金供自己揮霍，後來因為害怕被捕，只好逃出愛丁堡，司各特於是把這件事攬到自己身上。湯姆看到債權人出於對哥哥的尊敬，不會再追逼他時，又回到愛丁堡來，以便協助司各特關閉父親的事務所並清償自己的債務。司各特急需用錢，就匆匆忙忙地寫了一部新的長詩《瑪密恩》，換來了所需的款項。這是讓人提心吊膽的日子，司各特家族的紋章有時似乎無法避免再度受到玷辱，但是司各特靠了一位能幹的律師出面斡旋，把事情安排妥貼，鞏固了同艾伯科恩的交情，輓救了家族的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