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可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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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童年，告別昔日的生活，給他的心靈塗上了幾多幽暗色彩。然而與舊的事物告別的歡樂在契訶夫後來的作品中的表現，比那時的離愁別緒要多得多。渴望從父親的專制權力下解放出來的理想，從令人生厭的最終破了產的店舖，從完全窒悶的家庭生活中解放出來的理想，已經實現了。的確如此，意外的自由來到了，雖然混合著痛苦、災難、屈辱和貧困，然而這畢竟是自由啊！

一種全新的成年人的生活困難籠罩着他，這些困難全由他一個人承擔著。獨立謀生、打工餬口，但他並不氣餒，他決心以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堅毅，去迎接現實對他的挑戰，去贏得勝利。

家庭破產了，一家之主是以出走的方式逃避塔甘羅格居民人人唾罵的債主。這個破落家庭出身的16歲的青年安托沙保持了自己高尚的人格尊嚴。他為人沉靜平和，不顯露鋒芒，不招惹是非，而又保持牢固的獨立性。他跟謝列瓦洛夫說話總帶著點兒譏諷，但謙恭有禮，態度直爽。

沒過多久，謝列瓦洛夫開始像對待平等人那樣對待這位還是中學生的家庭教師，懷着尊敬之情叫他安東·巴甫洛維奇。

4不問政治在塔甘羅格的這幾年間，契訶夫有更多的時間閲讀、思考，加強自身修養。節假日他一頭鑽進開放的市立圖書館的閲覽室裡，在那裡他什麼都看：比徹爾·斯托夫，叔本華，洪保德，雨果，塞萬提斯，岡察洛夫，屠格涅夫，別林斯基。

由於在塔甘羅格生活艱難，他常常產生出近乎悲觀和自暴自棄的思想，而叔本華的哲學給他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為了消除萎靡不振的思想，他經常閲讀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幽默報刊，如《蟬》《閙鐘》等。有些尖刻諷刺的文章和故事使得他失聲大笑，引起鄰座讀者的極大不滿。

在大量閲讀的同時，他寫了不少文學作品，那時主要是作為餬口謀生的手段。他把那些幽默故事、小品文寄到莫斯科他大哥那裡，托他轉給報刊雜誌，但很少成功。後來又寄去幾個小劇本，如滑稽劇《母鷄為什麼咯咯叫》、諷刺喜劇《強中自有強中手》和悲劇《失去父親的人》。後者是寫盜馬賊襲擊火車、誘拐女孩的故事。

亞歷山大認為是瞎編出來的，儘管沒有惡意，但是不可原諒，給他撕得粉碎。對喜劇他認為反映基本還好，「文體優美，構思巧妙，但對生活的觀察缺乏深度，完全沒有經驗。也許將來他會成為一位優秀的作家，誰知道呢。」同時，契訶夫還關心教育自己的弟妹，要他們淨化自己的靈魂，成為有教養的人。

他在給米舍爾的信中寫道：「正當我心情十分煩悶、倚門獃望的時候，收到了你的信，因此你可以想象這封信的意義太大了，它來得完全及時……只是有一點我很不喜歡：你為什麼把自己稱作『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弟弟呢？』你應該在什麼地方意識到你渺小呢？在上帝面前，在智慧、在美和自然界面前可能是渺小的，但不是在人面前。在人面前你應該意識到自己的尊嚴。須知你不是什麼騙子，是一個誠實的人呢。要尊重自身的誠實品質。

一個誠實的人從來就不是渺小的人。不要把誠實和渺小混為一談。」

信中的這些話，既是對弟弟的開導之語，也反映出契訶夫對人的尊嚴的成熟見解。他自己從農奴制的影響下逐漸解放出來了，也渴望在小弟弟身上養成這種鬥爭精神。

這期間道德和美的問題曾使契訶夫焦慮不安，他自覺地制定了自己做人的道德規範。契訶夫始終缺乏明顯的直接的政治興趣。在那個已經失去特殊經濟意義、顯得很蕭條、被小市民包圍着的城市裡，他缺乏跟同齡人的廣泛聯繫，這無助于商店業主家庭出身的青年發展政治的興趣。

1877年曾出現過幾起針對沙皇政府的恐怖暗殺事件，俄國正孕育着一場新的革命風暴，與政府對立的自由派活躍起來。那年夏天，在亞速海海邊一個涼亭裡，契訶夫見到幾位同班同學，他們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有幾位普讀過赫爾琴的煽動性作品。年輕人血氣方剛，他們抨擊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政府，幻想推翻現有秩序。而契訶夫認為學生的任務是學知識，無權討論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問題，因此只是低頭聽著，不參與辯論。

這種不問政治的根源，與他少年和青年時期個性形成的條件和環境有關，主要是小市民階層的影響。無論在中學時期或在後來的大學時期他都沒有為革命思潮所吸引。在70年代他「來不及」過問政治，而在80年代，大家知道，別的複雜因素在增長，無助于對直接政治問題積極興趣的產生。但是，在他的美學規範裡有民主主義的、進步的俄羅斯文學，特別是謝德林和屠格涅夫的影響，有對小市民階層的憎恨，為他將來逐步地、慢慢地、努力地克服不問政治傾向提供了條件。

當契訶夫已經形成無神論和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時候，當他更加成熟了的時候，他自稱不過問政治。

19歲的青年契訶夫這期間的精神面貌有明顯的特點：深沉、剛毅、道德成熟而明晰。這從他致米舍爾的信中可以看出：「聽說你正在讀書，這很好。你應該養成讀書的習慣，同時應懂得這種習慣的真正價值。比徹爾·斯托夫夫人使你傷心落淚了？我曾經讀過她的這本書，半年以後，為了研討的目的，我又讀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