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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現在由於有了追加的生產資本，就會有追加的商品量作為這個資本的產品投入流通。與此同時，為實現這個追加商品量
382所需要的一部分追加貨幣也會投入流通，不過以這個商品量的價值和生產它們所耗費的生產資本的價值相等為限。這個追加的貨幣量是作為追加的貨幣資本預付的，所以會通過資本的周轉流回到資本家手裡。因此，這裡又出現了和上面一樣的問題。
用以實現現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追加剩餘價值的追加貨幣從何而來？
總的答覆還是一樣。流通商品量的價格總額之所以增加，並不是因為—定量商品的價格已經提高，而是因為現在流通的商品量大於以前流通的商品量，而這個差額又沒有為價格的降低所抵銷。要取得這個具有較大價值的較大的商品量所需要的追加貨幣，就必須或者更多地節約流通貨幣量，——要末使支付等等互相抵銷，要末加速同一個貨幣的流通，——或者把貨幣由貯藏形式轉化為流通形式。後一點不僅包括閒置的貨幣資本轉而執行購買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職能；也不僅包括已經作為準備金執行職能的貨幣資本在對它的所有者執行準備金的職能的同時，對社會來說實際上是處在流通中(例如不斷地貸出的銀行存款)，從而執行着雙重的職能；而且還包括節約停滯的鑄幣準備金。
「貨幣要作為鑄幣而不斷地流動，鑄幣就必須不斷地凝結為貨幣。鑄幣的不斷流通，以鑄幣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不斷停頓下來成為鑄幣淮備金為條件，這種準備金在流通內部到處發生，同時成為流通的條件，這個準備金的形成、分配、消失和恢復經常更替着，它的存在不斷消失，它的消失不斷存在。關於鑄幣變貨幣、貨幣變鑄幣的這種不息的轉化，亞當·斯密這樣說道：每一個商品所有者除了他所出賣的特殊商品之外，必須經常準備一定數額用於購買的一般商品。我們知道，在W—G—W的流通中，
第二個環節 G—W分裂為許多次買，它們在時間上不是一下完成，而是先後完
383成的，因此G的一部分作為鑄幣而流通，另一部分則作為貨幣而停留。
貨幣在這裡實際上不過是暫歇的鑄幣，流通中的鑄幣總量的各個組成部分，總是時而以這種形式，時而以那種形式交替出現。因此，流通手段變成貨幣的這個第一種轉化，僅僅是貨幣流通本身的一個技術因素。」(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
1859年版第
105、
106頁。——和貨幣相對立的「鑄幣」，在這裡是指僅僅執行流通手段職能，而不執行其他職能的貨幣。
)
如果採用所有這些方法還不夠，那就必須進行追加的金的生產，或者——其結果一樣——用一部分追加產品同貴金屬出產國的產品即金直接地或間接地進行交換。現在是用出口商品與美國特種紙印刷產品即美元進行交換，而交換來的美元並不用於國內的流通。用於國內流通的是印刷量大增的人民幣。
每年耗費在金銀這種流通工具的生產上的勞動力和社會生產資料的總量，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於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任何生產方式來說，是一項巨大的非生產費用。這種非生產費用，會相應地使一定量可能的追加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即一定量實際財富，不能供社會利用。在生產規模不變或者生產擴大程度不變時，只要這個昂貴的流通機器的費用減少，社會勞動的生產力就會提高。所以，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發展的輔助工具發生這種作用，它們就會直接增加資本主義的財富，這或者是因為大部分社會生產過程和勞動過程因此會在沒有實在的貨幣的參與下完成，或者是因為實際執行職能的貨幣量的作用能力會提高。
服務業的主要作用是減少非生產費用，而不是創造價值。
這樣也就解決了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即資本主義生產按它現在的規模，沒有信用制度(甚至只是從這個觀點來看)，只有金屬流通，能否存在。顯然，不能存在。沒有信用制度，就沒有市場經濟。相反，它會受到貴金屬生產的規模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們對於信用制度在它支配或使用貨幣資本時所具有的生產力，也不應該有任何神秘的觀念。對這個問
384題的進一步說明，不屬於這裡的範圍。
我們現在要考察這樣一種情況，就是說，沒有發生實際的積累，即沒有直接擴大生產規模，但一部分已經實現的剩餘價值會在或長或短的期間內作為貨幣準備金積累起來，以便以後轉化為生產資本。
只要這樣積累起來的貨幣是追加貨幣，事情就是不言而喻的。這種貨幣可以只是從金的出產國進口的多餘的金的一部分。這裡應該指出，為進口金而用去的國民產品已經不再存在於國內了。它為交換金而運往國外了。
反之，假定國內的貨幣量還是和以前一樣，已經積累和正在積累的貨幣就是從流通中流出來的；只是它的職能改變了。它從流通的貨幣轉化為逐漸形成的、潛在的貨幣資本了。
這裡積累的貨幣，是已經出售的商品的貨幣形式，並且是對商品所有者來說表現為剩餘價值的那部分商品價值的貨幣形式(假定這裡沒有信用制度)。積累這種貨幣的資本家是相應地賣而不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