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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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敞開的小氣窗吹進來的春風，帶著點地剛切開的新鮮白麵包的味道。院子裡有鷄在叫，還聽得見玩耍的孩子們的說話聲。房間通風的時間越長，從箱子裡拿出來的冬天穿的那些舊衣服就發散出更濃的樟腦丸的氣味。

至于說什麼東西應該帶著走，什麼東西不能帶，可是有一整套的道理。那是先走的一些人研究出來的，在留下來的熟人圈子裡依舊照辦。

這些囑咐都是簡短的、非照此辦理不可的交待，清晰地出現在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的腦子裡，以至于她在想象中似乎隨着院子裡麻雀的叫聲和做遊戲的孩子們的喧嚷都能聽得到，又彷彿是有個神秘的聲音從外面不斷地向她提醒。

「布匹，布匹之類的東西，」想象中的聲音說，「最好裁開，木過路上要檢查，這也危險。最可行的辦法是弄成一塊塊的，做成把毛邊縫起來的樣子。一般來說，可以帶衣服料子或者半成品，成件的衣服也行，頂好是穿得木太舊的上衣。不值錢的、份量重的東西越少越好。

因為經常要靠自己拿，別想帶什麼籃子、箱子。這些經過多次挑選出來的為數不多的東西，要捆成女人和孩子都能拿得動的小包袱。鹽和煙草最有用，這是實踐證明了的，不過也有很大的風險。錢要帶二十或四十盧布面額的紙幣。

最難辦的還是證件。」另外，還有諸如此類的其他注意事項。

出發的前一天颳起了暴風雪。風把一片片灰雲似的飄蕩的雪花吹到高高的天空，然後又變成一股股白色的氣旋降落到地上，飛入黑暗的街道深處，給街道鋪上一條白色的被單。

屋子裡的一切都收拾停當了。照看這幾間房屋和裏邊留下的財物的事，託付給了葉戈羅夫娜在莫斯科的一家親戚——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去年冬天通過他們賣了些舊破爛和用木着的傢具，換來了劈柴和土豆，這樣才同他們認識的。

這事不能指望馬克爾。他現在把民警局當成了自己的政治俱樂部，在那裡雖然沒有控訴過去的房主格羅梅科一家喝他的血，但是後來卻責怪他們以往這些年總是讓他無知無識，有意不讓他知道人是從猴子變成的。

葉戈羅夫娜的這兩位親戚，男人過去是商業部門的職員，這時正由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領着最後一次檢查各個房間，捐給他們哪把鑰匙開哪把鎖，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同他們一起把櫃櫥的門打開又關上，把抽屜拉出來又推進去，什麼都要教給他們，一切都要解釋清楚。

房間裡的桌椅都推到牆邊，路上帶的包袱放在一旁，所有窗戶都取下了窗帘。狂暴的風雪要比那為了防寒把門窗遮得嚴嚴實實的時候更加無阻攔地從外面窺視着空落落的房間。這就使每個人都回想起來一點什麼。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想起了童年和母親的死，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和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想到的是安娜·伊萬諾夫娜的逝世和葬禮。

一切都讓他們覺得這是今後再不會見到的這幢房子裡度過的最後一個夜晚。在這一點上他們都想錯了，不過，當時是在不願讓對方傷心而彼此都不承認的迷們心情的影響下，每個人都在心中重新回顧在這個屋頂下所過的生活，都強忍着在眼睛裡打轉的眼淚。

但這並沒有妨礙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在外人面前保持上流社會的禮節。她不斷地同受託照管房屋的那個女人交談。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不住地誇大她幫忙的意義。為了表示不能白白地接受他們的關照，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她道歉，到隔壁房間去一下，從那裡一會兒給這個女人拿出一塊頭巾、一件女短衫，一會兒又拿出一塊印花布或薄絹，當作禮物送給她。

所有這些東西的料子都是黑色襯底上面帶白格子或白斑點的，彷彿是雪地裡黑暗的街道襯托着磚牆上一個個白色的樓空方格，在這臨別的夜晚注視着沒有遮擋的光禿禿的窗戶。

天剛蒙蒙亮他們便上火車站去了。這幢房子裡的住戶都還沒有起床。住在這兒的一位姓澤沃羅特金娜的婦女，平時最愛湊熱閙，這時挨家挨戶跑着敲那些還在睡覺的人家的門，一邊喊着：「注意接，同志們！去告別吧！快點，快點！先前在這兒住的格羅梅科一家子要走啦。」

出來送行的人擁到牆邊和備用樓梯的遮檐下面樓前的正門現在一年到頭都上了鎖，貼著台階圍成半圓形，彷彿聚在一起照集體相似的。

不住打哈欠的人們佝僂着腰，免得技在肩上的單薄的短大衣滑下來，一面哆哆咦噱地倒換着匆忙中套上氈靴的光腳。

在這個見不到一滴酒星地的時期，馬克爾居然能灌得爛醉如泥，現在像是被砍倒了一樣，癱倒在樓梯欄杆上，讓人擔心會不會把欄杆壓斷。他自告奮勇要把東西送到車站，遭到回絶還生了氣。他們好不容易才擺脫掉他的糾纏。

天還沒有亮。雪在無風的空中下得比頭天晚上更加稠密。鵝毛大雪懶洋洋地落下來，在離地不遠的空中停滯一會兒，似乎對是否降到地面還遲疑不決。

從巷子裡走到阿爾巴特街的時候，天色亮了一些。飄着的雪像一面白色的蠕動的簾幕懸掛在街道上方，它那毛邊的下端擺動着，和那些行人的腳混在一起，讓人覺得他們像是在原地踏步似的。

街上還看不到一個人影。從西夫采夫走來的這幾個趕路的人，迎面沒有遇到任何人。不久，一輛像是在濕麵粉裡滾過的沾滿雪的空馬車，趕上了他們。駕車的駕馬也是滿身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