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8頁
城市化 工業革命還引起世界社會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城市從新石器時代起就有了；新石器時代時，農業的發明導致能供養城市中心的餘糧的產生。在以後數千年間，城市的規模取決於周圍地區所能生產的糧食的數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存在於流域地區和澇原如尼羅河流域、肥沃新月和黃河流域。
隨着大規模的河上運輸和海上運輸的發展，城市能專門從事貿易和工業，因而，能使其人口增長到超過其農業內地的人口限度。
不過，工業革命所引起的近代世界範圍的城市化要重要得多。由於工廠系統取代了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大批的人湧入新的工業中心。巨大的新的城市人口因為能從世界各地取得糧食而得到供養。技術和醫學上的進步使有可能消除以前曾大批害死城市居民的瘟疫，甚至有可能使城市生活較可忍受、較合意。
這些進步中較重要的包括：充分供應潔淨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統和垃圾
1650年
1750年
1850年
1900年
1950年
歐洲(百萬)
100140266401593
美國和加拿大
10012681168
拉丁美洲
12118363168
大洋洲不詳不詳
8613
非洲
1009595120199
亞洲
3304797499371379
總數
645728117116082515
歐洲(百分數)
18.
319.
922.
724.
924.
0
美國和加拿大
18.
30.
12.
35.
16.
7
拉丁美洲
2.
21.
52.
88.
96.
5
大洋洲
2.
20.
30.
30.
40.
5
非洲
18.
313.
18.
17.
47.
9
亞洲
60.
665.
863.
968.
355.
4
總數
100100100100100
處理系統、保證充足的糧食供應以及預防和控制傳染病。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以極快的速度發展，到
1930年，它們已包括
41，
500萬人口即人學的五分之一。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大的社會變化，因為居住城市意味着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西方的許多國家如英國、比利時、德國和美國，到
1914年時，已使它們的絶大多數人民生活在城市裡。
19世紀期間城市化的速度和範圍反映在表
3所列的數字中。
表
3 挑選出來的城市的人口
以千為單位
1800年
1850年
1880年
1900年
1950
城市1950
大都市
紐約
6469619123437790013300
倫敦
959268147676581832510200
東京
8003651050160054258200
莫斯科
2590250612100047006500
上海
30076612100047006500
布宜諾斯艾利斯
4050023682132905300
孟買
20060077377621803050
悉尼
82022548217751700
開普頓
20不詳
3577440575
財富的增長工業革命以世界性的規模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使生產率的史無前例的增長成為可能。大不列顛首先受到這方面的影響，使其資本從
1750年的英幣
50，
000萬鎊增長到
1800年的
150，
000萬鎊、
1833年的
250，
00O萬鎊和
1865年的
600，
000萬鎊。在
19世紀後半世紀中，整個世界都受到了不斷增長的生產率的影響。新西蘭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麥、緬甸的稻、馬來西亞的橡膠、孟加拉的黃麻以及西歐和美國東部的熱氣騰騰的工廠——所有這些資源都陷入了生氣勃勃的、不斷擴大的全球性經濟的網中。
表
4的數字表明了
19世紀後半世紀中工業生產在歐洲和全世界發展的速度。
表
4 工業生產的上升
1913年-100
1860年
1870年
1880年
1890年
1990年
1910年
1913年
德國
141825406089100
英國
344453627985100
法國
263443566689100
俄國
81317276184100
意大利
81723405699100
美國
141117396489100
世界
1926436080100
財富的分配 近年來，關於工業革命期間所產生的財富的分配問題，權威們的看法大相逕庭。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階級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得益，其他的人則堅持認為，少數人獲得了巨大的財富，而多數人卻在遭受無情的剝削，其生活水平不斷下降。
無疑，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存在着大量的剝削和社會分裂。佃農被逐出家園，織布工和其他手工業者由於新的機制商品的不可抵抗的競爭而被掃除。這些人同別的和他們一樣的人一起，面臨着遷居城市、尋找工作、適應不熟悉的環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嚴峻考驗。他們沒有土地、住宅、工具和資本，完全依靠他們的僱主。
總之，他們成為純粹的僱傭勞動者，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什麼可提供。
當他們找到工作時，他們發現工作時間很長，
16小時工作日決不是罕見的。當工人們最後爭取到分兩班輪換的
12小時工作制時，他們把這一改變看作是一件幸事。如果僅僅是工作時間漫長，原本可以忍受，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並不比實行家庭包工制時在家裡工作的時間更長久。但是，在變得習慣于工廠的紀律和管理機器的單調方面，遇上了真正的困苦。
工人們隨着工廠汽笛的鳴聲而上、下班。他們必須跟上機器的運轉，並始終處于老是在場的監工的嚴格監督下。工作是單調乏昧的——拉控制桿、刷去污物、接上斷線。僱主自然把他們的工資帳單看作是一筆應該儘可能降低的開支。
因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尤其是紡織工業中的，更喜歡僱傭婦女和孩子，因為婦女和孩子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而且更服從命令。對婦女和童工勞動的剝削達到了很大的規模，以致議會的許多委員會在進行調查時發現了種種令人震驚的情況。
1842年，有位名叫薩拉·古德的
8歲的女孩向阿什利勛爵的礦山委員會提供了如下證言；
我是高沃煤礦的礦坑通風口值班工人。工作並不累人，但我必須在沒亮光的情況下值班，我很害怕。我早晨
4點鐘，有時
3點半就起來，
5點半以前出門。我從來不入睡。
有時，心情愉快時，我就唱歌，但不是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我不敢唱。我不喜歡待在礦坑裡。有時清晨上班時，我非常瞌睡。我上主日學校，朗讀「閲讀使人充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