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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的擴大也促進了手工業產品的需要量和產量。重要的製造中心出現干半島各地，時常是出現在孤立的山區；在那裡，工匠們能在最少受到土耳其人干涉的情況下從事其行業。因此，商業和工業的興起還有另一激響：它們促進了沿達爾馬提亞海岸、阿爾巴尼亞海岸、伊庇魯斯海岸和在愛琴群島中間行駛的商船隊的發展。新興的巴爾幹商船隊運走諸如棉花、玉米、染料、酒、油和水果之類的產品，通常運回殖民地產品和製成品——香料、糖、毛織品、玻璃、手錶、槍炮和黑色火藥。
這一經濟復興的意義在於，它產生了一個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員組成的、對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特別敏感、特別有好感的中產階級。這些人本來就對奧斯曼的統治不滿，因為奧斯曼的統治這時已變得無能、腐敗起來。商人和海員旅行到外國，並時常僑居那裡，他們不僅把自己在國外所親眼目睹的安全和開明的狀態同國內的悲慘狀況作對比。不用說，他們會得出結論：他們自己的前途和他們的同胞的前途取決於儘可能早地除去土耳其的夢魔般的壓迫。
希臘商人約翰·普里戈斯的以下那番悲嘆的話可代表這種看法。他曾在阿姆斯特丹發財；當居住那座城市時，他對處理商務時所能有的安全和公正印象很深。
然而，所有這一切在土耳其人統治下是不可能存在的。土耳其人既不講秩序，也不講公正。如果資本為一千，他們就要使它增加十倍，以便可以劫掠其他人、使其他人窮困，而不認識到其臣民的財富也就是其王國的財富土耳其人是完全不公道的，他們除了只是破壞外，不創造任何事物。願上帝將他們毀了，使希臘可以成為基督教的，使正義可以占上風，使政府可以象在歐洲一樣得到建立；在歐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權益而無須擔心任何不公正。
普里戈斯式的商人之所以能對巴爾幹的民族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不僅是因為他們從事政治活動，而且還因為他們在自己的祖國和外部世界之間起了中間人的作用。匈牙利南部的塞爾維亞商人、俄國南部的保加利亞商人以及廣泛地散佈在歐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臘商人，都促進了其同胞的智力發展。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以本國語出版書籍和報紙，在自己的家鄉和村莊創辦學校和圖書館，併為本民族的年青人去外國大學受教育提供資金。所有這一切不僅意味着更多的教育，而且意味着一種新型的教育。
它不再主要是宗教方面的教育。相反，它深深地受到當時西歐的啟蒙運動的影響。當時的一個新教傳教士抱怨說：「希臘的受過教育的那部分人，也就是希臘人後裔中有才華的傑出人物，習慣于呷吸伏爾泰和盧梭的毒汁，因為後者的著作已被翻譯成現代希臘語。我遇到過一些希臘人，他們熱心地為自然神論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學說辯護。
要對付他們的詭辯，需要才能。」
西方對巴爾幹半島的影響在法國革命和拿破崙一世時代變得更直接地具有政治性和煽動性。有政治覺悟的人對巴黎的起義、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對拿破崙推翻一個又一個王朝的景象印象極深。一個當時的希臘革命者證明：「總的來說，法國革環喚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東的所有基督教徒都向上帝祈禱說，法國應該進行反對土耳其人的戰爭，他們相信他們將得到自由。
然而，當拿破崙沒有作出行動時，他們開始採取使自己獲得解放的措施。」
巴爾幹各民族的民族覺醒的速度迥然相異。最先覺醒的是希臘人，因為他們具有某些有利條件：他們與西方的交往頻繁，他們的古典的和拜占庭的光榮傳統促進了民族自尊心，他們的希臘正教體現和保護了民族覺悟。繼希臘人之後的是塞爾維亞人，他們除了享有匈牙利南部的一些很大的塞爾維亞新拓展地的促進性影響外，還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的這些有利條件暗示了巴爾幹其他民族的民族復興速度較緩慢的原因。
保加利亞人與西方沒有直接的聯繫，並定居在靠近奧斯曼首都的地方和土耳其在色雷斯和馬其頓東部的堅固的新拓居地附近。羅馬尼亞人遭受着巴爾幹半島上獨特的尖鋭的社會分化之苦，這種社會分化產生了有教養的上層階級和無生氣的農民群眾。阿爾巴尼亞人因為其原始的部落組織和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個宗教所致的分裂而境況最壞。
這些因素說明了為什麼從
19世紀初葉到
2O世紀初葉，在巴爾幹半島上不是出現一個反對奧斯曼統治的共同革命，而是發生一系列單獨的起義。希臘人在經過
1821至
1829年的持久的獨立戰爭之後，從土耳其人那裡贏得完全的獨立。塞爾維亞人更早在
1804年時就舉行起義，但只是到
1815年時在奧斯曼帝國內部獲得一個自治地位。塞爾維亞公國直到
1878年才獲得完全的獨立，成為塞爾維亞王國。
其後是羅馬尼亞人，于
1859年贏得自治，于
1878年贏得獨立。保加利亞人更遲些，至
1878年獲得自治，至
1908年獲得獨立。巴爾幹的這三個民族——塞爾維亞人、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于
1912年結成聯軍，把土耳其人完全逐出半島。他們在戰場上是成功的，而且，儘管勝利者之間發生了自相殘殺的戰爭，土耳其人還是不得不于
1913年交出他們在巴爾幹半島所剩下的全部領土，僅保留了從君土坦丁堡到阿德里安堡的海峽周圍的一塊飛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