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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奧斯曼帝國的邊界自
1653年起從維也納城牆開始退縮，至
1815年退縮到多瑞河，至
1878年退縮到巴爾幹半島中部，至
1913年退縮到君士坦丁堡近郊。隨着帝國的退縮，巴爾幹諸獨立國家——希臘、塞爾維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
1912年獨立的阿爾巴尼亞起而代之。西方通過提供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思想意識，通過促進準備在這一思想意識的基礎上採取行動的中產階級的發展，通過不時地幫助巴爾幹革命者從事反對土耳其統治的鬥爭，決定性地促進了巴爾幹各民族的復興。
二、土耳其人
西方對土耳其人的影響比它對巴爾幹基督教徒的影響小得多，也為時晚得多。有各種因素可以說明這一差別；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或許是土耳其人信奉伊斯蘭教和缺乏土著中產階級。
如果說巴爾幹諸民族的基督教信仰構成與西方的一種聯結，那麼土耳其人的伊斯蘭教信仰就是一種障礙，而且是一種非常可怕的障礙，因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有着相對抗和衝突的漫長歷史。不僅存在着相互敵視的這一傳統，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來講，由於其宗教信仰的緣故，還存在着一種干自身不利的優越感。以往好幾個世紀裡，土耳其人一直打敗歐洲的基督教勢力，勝利地越過多瑙河、將他們的星月旗插到維也納城牆下。誠然，
17世紀末葉和
18世紀時，他們曾在奧地利人和俄國人手上吃敗仗。
但是，直到
19世紀末葉以前，他們繼續統治着擁有數百萬基督教臣民的巴爾幹半島的大部分地區。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們的心目中，對其本身的優越、對其宗教信仰的優越、對其生活方式的優越，是沒有疑問的。因此，這種優越僅僅被認為是一個穆斯林和一個土耳其人的一種自然屬性。土耳其人對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輕蔑反映在他們在提到歐洲各種民族時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稱號中。
他們稱阿爾巴尼亞人為「賣香腸的人，稱保加利亞人為」流浪者「，稱荷蘭人為」乳酪商「，稱英國人為」無神論者「，稱法國人為」瘋狂的異教徒「，稱羅馬尼亞人為」吉普賽人"。不用說，這種態度無助于奧斯曼帝國和西方之間的相互影響。
土耳其人還因為他們從未發展起自己的中產階級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響。他們對商業不感興趣，或者說不尊重商業，因此，奧斯曼的資產階級基本上是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農民
他們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會組織中的教師和審判員
這几乎總是意味着他們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國官僚機構中的官員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通常僅僅對保持自己的職位和晉級感興趣。這種形勢的意義在考慮到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商人在各自的國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時可清楚地看出米。
正是他們，建立起與西方的聯繫、宣傳西方的思想並從事政治活動。然而，在土耳其人當中並不存在一批履行類似職責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間難得出現的改革提倡者發現自己沒有任何追隨者。換句話說，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困境與
1825年俄國十二月黨人所處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蘇丹謝裡姆三世的命運明顯地說明了改革缺乏群眾支持這一點。謝裡姆于
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負的革命性質而言，這是具有象徵性的、合適的一年——登上奧斯曼王位。謝裡姆並不是
第一個認識到有必要在帝國中進行改革的蘇丹，然而，他是第一個認識到改革措施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的蘇丹。他最先根據借用西方的東西而不是回
到蘇裡曼一世時代這一點來考慮改革。
他的計劃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進教育和徹底改造近衛軍。
近衛軍從切曾是奧斯曼步兵的精鋭部隊，這時已蛻化成無用的、不順從的禁衛軍。這一點在
18世紀末葉與俄國交戰時變得很明顯，那時，近衛軍的一些團在前線露面的總共才
5、
6個人。近衛軍士兵一見敵人，多半潰散和逃跑，僅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營。過去，有幾個蘇丹已試圖控制或除滅這支有害的軍隊。
他們都失敗了，因為法律和宗教的統稱為烏力馬的首腦站在近衛軍一邊。重要的經濟利益也支持現狀，因為從對近衛軍的發薪證的投機買賣中可得到收入。每個近衛軍士兵都有一個密封的發薪證，用作領取薪金的摺子。
1740年，蘇丹允許買賣這些發薪證。
它們很快成為一種股票，由那些與近衛軍毫無聯繫的官員和投機商迫不及待地大量買下。由於爭奪發薪證的緣故，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虛報的名冊。已死去的近衛軍士兵的名字給保留在名冊上，他們的發薪證被買賣。
軍事、宗教和經濟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有力的結合，說明了為什麼早期的蘇丹未能改革近衛軍，為什麼謝裡姆也注定要失敗、注定要喪失他的王位和生命。開始時，由於近衛軍對俄國人的惡意中傷引起民眾的反感，謝裡姆能取得某些進展。他先採取旨在改進帝國防禦的各種表面措施，然後，
1793年時，他採取了決定性的步驟：建立一支稱為新制軍隊的新的軍事力量。這是一支西方式的軍隊，有着一式的制服、明確的募兵和徵兵措施、歐洲的訓練方法以及現代化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火炮和代替傳統的短彎刀的刺刀。
這些計劃要求最初徵兵
1600人，以後逐步增加到
120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