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 - 344 / 經典文庫

第344頁回想起來，禮薩國王對他國家的影響不象凱末爾對土耳其的影響那麼深遠。凱末爾從先前的一場軍事災難中得到了好處，這場災難非常之大，使凱末爾更容易廢除那些過時的制度和習俗。因此，土耳其人受西方影響更久，也更能夠接受西方影響。不過，禮薩國王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他的統治是伊朗近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五、印度 20世紀初，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在直到可預見的將來這段時間內似乎十分牢固。 1912年，為了慶祝國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見儀式。儀式在泰吉·馬哈爾陵建造者沙·賈汗1592-1662年的接見大廳裡舉行。在富麗、豪華的大廳當中，國王喬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權貴們的眾口一詞的宣誓效忠。 1914年，印度齊心協力地支持英國參戰。王公們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援助，同時至少有90萬印度人在英國軍隊中當戰鬥員，另外，還有30萬印度人當勞工。甘地特別熱心于支持英國人的事業。他曾給印度總督哈丁爵士寫信說：「在帝國的緊要關頭，我願讓印度將其所有強壯的兒子作為供品奉獻給帝國…我們只能默默地、真誠地、全心全意地致力於將帝國從即將來臨的危險中解救出來的工作，從而加快我們達到‘地方自治的’目的的進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過了30年，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便告結束。這一意外結果的一個原因在於戰爭本身的影響——有關民族自決的種種口號的影響和海外服役對成千上萬名帶著新思想和新觀念返回家園的土兵所起的擾亂性影響。戰爭剛結束後的幾年中的一系列災害也促進了動亂。 1918年的季風不足給印度許多地區帶來了饑荒。早一年的淋巴腺鼠疫使許多人喪命，但它同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後者至少造成了1300萬人的死亡！促成動亂的另一原因是，與甘地預期的相反，戰後英國奉行壓制政策。 1919年3月的《羅拉特法案》準許政府不經審判就能拘押宣傳鼓動者，授權法官不用陪審團即可判案。甘地組織了一次消極抵抗和不合作運動，來進行回擊。在隨後發生的騷亂中，英國將軍戴爾製造了1919年4月13日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則血案」。他試圖向老百姓強調政府的力量，命令軍隊不經警告便直接向舉行政治集會的赤手空拳的市民開槍。近400人被打死，1000人受傷。英國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指責戴爾將軍，解除了他的指揮權。但上議院卻支持戴爾，通過公開募捐為他籌集了26000英鎊的安慰金。然而，強烈的抗議浪潮立即席捲全國，甘地指責政府是「惡魔」。甘地無疑是戰後這場反英運動中的傑出人物。成立於1885年的印度國民大會黨在1914年以前並沒有對英國人構成嚴重威脅(見第十五章第六節)。它實質上仍是極少得到鄉村民眾的支持的中產階級運動。甘地的偉大貢獻就在於他設法來到村民中間，與他們建立友好關係，使他們參加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甘地雖然是一位受過倫敦訓練的律師，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印度的和非西方的——實際上是反西方的——本色，國此，他能用意味深長的話語與他的人民溝通思想。甘地的講話樸素、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時，英國人僅以9000名行政官員和69000名士兵就統治了3億印度人。這一點之所以可能，僅僅是因為各階層人當時正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與英國人合作。如果取消這種合作，英國的統治必將崩潰。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教育和訓練人民實行不合作主義即非暴力的消極抵抗。甘地還號召人民進行抵制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的運動。甘地勸誡人們用家裡紡的布代替進口的機制織物。這會削弱英國統治的經濟基礎，還會復興鄉村工業。他本人就曾繫了一條土布腰帶，當眾操作紡車。甘地教導說，將不合作主義和抵制運動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實現地方自治。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這些教導並按教導行事，英國統治的日子就不會長久了。倫敦政府努力阻止這場正在集聚起來的風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確立了通稱為「兩頭政治」的行政體制。這使德里的中央政府與過去大致相同，擁有一個委派的總督、一個指定的諮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立法議會的成員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員是通過範圍極其有限的投票選舉產生的。兩頭政治的原則在各省政府中生效，每個省政府均由一個委派的省長、一個指定的諮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組成，省立法議會70％的成員是通過極受限制的投票選舉產生的。重大事務「保留」給省長及其諮詢會議處理；次要事務如公共衛生、農業、醫療救濟和教育等將「移交」給印度部長們處理。人們推測，如果這種「兩頭政治」即責任的分開證明是切實可行的話，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事務從「保留」名單轉入「移交」名單。甘地領導的國民大會黨拒絶接受英國人的改革建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對戴爾事件的一個反應，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實際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願意同印度教徒合作。印度穆斯林認為英國及其盟國強加給奧斯曼帝國的《塞夫爾條約》過于苛刻，他們對這一條約感到震驚。為了向被圍困的土耳其人提供支持，他們發動了所謂的「基拉發運動」。甘地抓住這一機會與穆斯林達成了協議，於是，所有的印度人這時都團結起來，既要求修訂《塞夫爾條約》，又要求印度自治。第344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朗讀：

回想起來，禮薩國王對他國家的影響不象凱末爾對土耳其的影響那麼深遠。凱末爾從先前的一場軍事災難中得到了好處，這場災難非常之大，使凱末爾更容易廢除那些過時的制度和習俗。因此，土耳其人受西方影響更久，也更能夠接受西方影響。不過，禮薩國王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他的統治是伊朗近代歷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五、印度

20世紀初，英國對印度的統治在直到可預見的將來這段時間內似乎十分牢固。1912年，為了慶祝國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在德里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皇帝接見儀式。儀式在泰吉·馬哈爾陵建造者沙·賈汗1592-1662年的接見大廳裡舉行。在富麗、豪華的大廳當中，國王喬治接受了印度王公和權貴們的眾口一詞的宣誓效忠。

1914年，印度齊心協力地支持英國參戰。王公們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援助，同時至少有90萬印度人在英國軍隊中當戰鬥員，另外，還有30萬印度人當勞工。甘地特別熱心于支持英國人的事業。他曾給印度總督哈丁爵士寫信說：「在帝國的緊要關頭，我願讓印度將其所有強壯的兒子作為供品奉獻給帝國…我們只能默默地、真誠地、全心全意地致力於將帝國從即將來臨的危險中解救出來的工作，從而加快我們達到‘地方自治的’目的的進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過了30年，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便告結束。這一意外結果的一個原因在於戰爭本身的影響——有關民族自決的種種口號的影響和海外服役對成千上萬名帶著新思想和新觀念返回

家園的土兵所起的擾亂性影響。戰爭剛結束後的幾年中的一系列災害也促進了動亂。1918年的季風不足給印度許多地區帶來了饑荒。

早一年的淋巴腺鼠疫使許多人喪命，但它同1918-1919年的流行性感冒相比則是微不足道的，後者至少造成了1300萬人的死亡！促成動亂的另一原因是，與甘地預期的相反，戰後英國奉行壓制政策。1919年3月的《羅拉特法案》準許政府不經審判就能拘押宣傳鼓動者，授權法官不用陪審團即可判案。甘地組織了一次消極抵抗和不合作運動，來進行回擊。在隨後發生的騷亂中，英國將軍戴爾製造了1919年4月13日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則血案」。

他試圖向老百姓強調政府的力量，命令軍隊不經警告便直接向舉行政治集會的赤手空拳的市民開槍。近400人被打死，1000人受傷。英國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指責戴爾將軍，解除了他的指揮權。但上議院卻支持戴爾，通過公開募捐為他籌集了26000英鎊的安慰金。

然而，強烈的抗議浪潮立即席捲全國，甘地指責政府是「惡魔」。

甘地無疑是戰後這場反英運動中的傑出人物。成立於1885年的印度國民大會黨在1914年以前並沒有對英國人構成嚴重威脅（見第十五章

第六節）。它實質上仍是極少得到鄉村民眾的支持的中產階級運動。甘地的偉大貢獻就在於他設法來到村民中間，與他們建立友好關係，使他們參加為獨立而進行的鬥爭。

甘地雖然是一位受過倫敦訓練的律師，但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了印度的和非西方的——實際上是反西方的——本色，國此，他能用意味深長的話語與他的人民溝通思想。

甘地的講話樸素、富有感染力。他指出，1914年時，英國人僅以9000名行政官員和69000名士兵就統治了3億印度人。這一點之所以可能，僅僅是因為各階層人當時正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與英國人合作。如果取消這種合作，英國的統治必將崩潰。

因此，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教育和訓練人民實行不合作主義即非暴力的消極抵抗。甘地還號召人民進行抵制運動，即聯合抵制英貨的運動。甘地勸誡人們用家裡紡的布代替進口的機制織物。這會削弱英國統治的經濟基礎，還會復興鄉村工業。

他本人就曾繫了一條土布腰帶，當眾操作紡車。甘地教導說，將不合作主義和抵制運動結合起來，就有可能實現地方自治。一旦印度的村民理解這些教導並按教導行事，英國統治的日子就不會長久了。

倫敦政府努力阻止這場正在集聚起來的風暴，于1919年12月23日提出了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方案，確立了通稱為「兩頭政治」的行政體制。這使德里的中央政府與過去大致相同，擁有一個委派的總督、一個指定的諮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立法議會的成員為140人，其中有100名成員是通過範圍極其有限的投票選舉產生的。兩頭政治的原則在各省政府中生效，每個省政府均由一個委派的省長、一個指定的諮詢會議和一個立法議會組成，省立法議會70％的成員是通過極受限制的投票選舉產生的。重大事務「保留」給省長及其諮詢會議處理；次要事務如公共衛生、農業、醫療救濟和教育等將「移交」給印度部長們處理。

人們推測，如果這種「兩頭政治」即責任的分開證明是切實可行的話，那麼，就會有更多的事務從「保留」名單轉入「移交」名單。

甘地領導的國民大會黨拒絶接受英國人的改革建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對戴爾事件的一個反應，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實際存在的政治原因——穆斯林首次願意同印度教徒合作。印度穆斯林認為英國及其盟國強加給奧斯曼帝國的《塞夫爾條約》過于苛刻，他們對這一條約感到震驚。為了向被圍困的土耳其人提供支持，他們發動了所謂的「基拉發運動」。甘地抓住這一機會與穆斯林達成了協議，於是，所有的印度人這時都團結起來，既要求修訂《塞夫爾條約》，又要求印度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