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柯波菲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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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所住宅裡，和這一家人一起，我度過工餘的時間，我給自己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麵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我把另一小片麵包和另一小塊乾酪收在一個特殊的碗櫥裡特殊的一層，留着我晚上回家做晚餐。這在那六或七先令裡是筆很大的開支了。我對此很有數；我整天就獃在那批發店裡，整整一星期就靠那筆錢養活自己。

從星期一早晨直到星期六的夜晚，我記不得有任何人給予我任何忠告、意見、鼓勵、安慰、幫助或支持，到我希望到天堂時也記不起。

我是那麼年輕、那麼幼稚、那麼缺乏能力——我不是那樣又能怎麼樣呢？——處理我自己的一切生活事務，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時，我常因不能抗拒擺在糕餅店前以半價出售的隔夜蛋糕而花去了我預備買午飯的錢。這樣我就不吃午飯，或只買一個蛋捲或一薄片布丁。我記得有兩家布丁店，我根據我的財政情況在兩者之間做選擇。一家就在靠近聖馬丁教堂的一個廣場上——就在教堂的背後——現在已全遷走了。

這家店裡的布丁是用葡萄乾做的，是種很特別的布丁，價格很不菲，兩便士能買到的不比一便士的普通布丁量多。另一個店在斯特蘭大街——在後來已改建的什麼地方。這家的布丁是一種灰色的大塊布丁，沉甸甸，鬆軟軟，裡面稀稀落落地撒了些大葡萄乾。每天我下班時，正好這種熱布丁上市，我就吃它當晚飯。

如果要吃得像頓正經晚飯，我就在一家小餐館裡吃一條香腸和一便士的麵包，或一份四便士一碟的紅牛肉；或者去我們營業地點對面的一家又破又舊的酒店裡吃上一碟麵包和乾酪，還喝上一杯啤酒。那家酒店店名叫獅子或獅子和別的什麼來着，我已經不記得了。我記得，有一次我胳膊夾了塊麵包（那是我早上從家裡帶出來的），麵包被張紙包着像本書，我夾着它到杜裡巷附近那家赫赫有名的牛肉店①，點了一「小碟」那種精緻食品和麵包一塊吃下去。對我這麼一個獨往獨來的奇怪小傢伙，那招待是如何想的，我不知道；不過我吃飯時，他那盯着我的樣子至今我還記得，他還叫了另一個招待來看我。

我給了他半個便士，真希望他當時沒收下。

①18世紀英國學者約翰森常去該店吃飯。

我想，我們有半個小時吃茶點的時間。我錢夠時，總買半品托沖好的咖啡和一片奶油麵包。我沒錢時，就去看艦船街的野味店，在這種時候，我也間或走到考文特花園市場去看菠蘿。我喜歡在阿德爾菲街一帶徘徊漫步，因為那地方有一個黑色拱門而顯得神秘。

我記得，一天晚上我從靠近那河邊小酒店的一個拱門裡走出，酒店前有片空地，一些扛煤的工人在那裡跳舞；我坐在一張凳子上看他們。不知道他們對我作何感想！

我是那樣一個孩子，那麼小，當我走進陌生的酒店要買杯麥酒或黑啤酒以佐我帶來作午飯的東西時，他們竟不敢給我。我記得，一個很熱的晚上，我走進一家酒店，對老闆說：

「你這兒最好的——特別特別好的——麥酒一杯要多少錢？」因為那天是個特別的日子。我不知道是個什麼日子。也許那天是我生日。

「兩個半便士，」老闆說，「這價錢買的是貨真價實的斯丹寧麥酒呢。」

「好吧，」我拿出了錢說，「請給我上滿滿的一杯貨真價實的斯丹寧吧。」

老闆聽後，露出一絲怪怪的笑，在櫃檯那兒把我從頭到腳打量着；他沒去倒酒，反而朝屏風後望來望去，對他妻子說了些什麼。他妻子拿着針線活從屏風後走出來，和他一起打量我。現在，我們當時仨人的模樣都在我眼前活靈活現了。老闆沒穿外套，靠在櫃檯的窗架上；他的妻子從那下面那小部門關住的門上方往外看；我呢，就在櫃檯外面莫明其妙地仰臉看他們。

他們問了我很多問題，如我叫什麼，多大了，住哪兒，怎麼做工，怎麼來的。為了不牽連什麼人，恐怕我對所有這些問題進行的回答有的是編造。他們把麥酒給我，不過我懷疑這不是貨真價實的斯丹寧；那老闆娘推開櫃檯的那半節門，俯下身來，把銀退還給我，還懷着半稱讚半同情的心情吻了我。我相信這一切都是出於好心和善意。

我知道，我並不是有意或無意地誇張我的經濟匱乏和生活困難。我知道，如果奎寧先生給我一先令，無論何時，我就把它花到一頓飯或一頓點心上。我知道，我是個窮小子，從早到晚，跟普通的成年人和少年郎一起幹活。我知道，我又餓又饞地在街上逛來逛去。

我知道，如果不是蒙上帝眷顧，在我所受的那種照顧下我會很容易地就變成一個小強盜或小流氓。

我在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也始終處于某種地位。奎寧先生是個不細心的人。又那麼忙，事情又那不尋常，也顧不上對我另眼相看，何況不論對成年人還是少年人，我也從不說我的來歷，對於我在這裡的愁苦也不流露半分。我暗自忍受，我乖巧忍受，除了我自己，沒人知道。

我忍受了多少，正如我已經說過，是完全超出我敘述能力的。但我堅守這秘密，苦做我的那份工。我一開始就知道，如果我不能像任何其他人那樣幹活，我就必然受到輕視和侮辱。不久，我就變得至少和那兩個少年一樣利索和熟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