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柯波菲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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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常說——我相信人人都說過——我們離開一個地方時就像給那地方發出了變化的信號。我從車窗朝外看，只見魚市商街上曾有些百年來未被漆匠、木匠或瓦匠碰一碰的老房子已在我去國期間拆除了；另有一條多年來既不衛生又不方便的鄰街也修了下水道並被加寬；我甚至想聖保羅教堂也要有點見老了。

我朋友們的命運會有什麼變化是我預料之中的。我姨奶奶已重返多佛住下；特拉德爾自我走後就開始經營承辦些小小法律業務，他現在住在灰院。在近來的幾封信中，他告訴我和那世上最可愛的姑娘在最近結婚並非妄想。

他們估計我在聖誕節前回家，卻不料我會這麼早就到家。我故意事先不告訴他們，這樣我能看到他們驚喜時也感到高興。不過，由於無人接迎，我只好一個人默默乘車穿過霧氣騰騰的街道，我竟不近情理地失望和感到心灰意懶了。

可是，那些燈光溫暖的有名氣的商店給了我一些安慰；我在灰院咖啡室門前下車時，已感到又有了興頭。初看到這地方時，我記起投宿金十字旅店時那與現在迥異的時代，也記起從那以後我境遇的變化；不過都很自然。

「你知道特拉德爾先生住在院裡什麼地方嗎？」我在咖啡室的火爐邊一邊烤火，一邊問那個侍者。

「何爾本院，先生。二號。」

「特拉德爾先生在律師中聲名蒸蒸日上吧，我相信？」

「嗬，先生，」侍者回答道，「他也許是的吧，可我個人卻並不知道。」

這個瘦弱的中年侍者向一個更有權威的侍者求助。後者是個大塊頭的老頭，挺神氣的，生着雙下巴，穿著黑褲黑襪。這老頭從咖啡室頂頭的一個像教堂執事席的地方走出來——他在那裡陪着一個錢櫃、一本人名錄，一張律師名單，還有一些其它的本子和檔案。

「特拉德爾先生，」那個瘦瘦的侍者說道，「本院二號。」

那個神氣的侍者揮揮手，示意他走開，然後很氣派地轉向我。

「我在打聽，」我說道，「住在本院二號的特拉德爾先生可在律師中聲名蒸蒸日上？」

「從沒聽過這名字，」那侍者用他低沉的沙啞聲音答道。

我為特拉德爾感到十分遺憾。

「他一定是個年輕人吧？」那個神氣的侍者認真地瞪着我說道，「他進院多久了？」

「不到3年。」我說道。

我猜那侍者已在他那教堂執事的席位裡住了40年了。他不能再就這麼一個無關緊要的小問題再多說什麼了。他問我晚餐想要吃什麼。

我實實在在感到我回到英國了，我也的的確確為特拉德爾感到失望。他似乎再沒希望了。我只點了一點魚和肉排，就站在火爐旁默默地想著他的默默無聞。

當我的眼光落到那侍者領班身上時，我不禁想，逐漸使他開成這麼一朵花的花園準是個晦氣重重的地方，那個地方瀰漫著陳見，固執、守舊、刻板和老朽的氣息。我朝那房間看看，無疑，它那鋪了沙的地板還是在那領班做小孩時——

雖然他是否也有過做小孩的時候還讓人懷疑——那樣鋪的沙，我看到那張光亮亮的桌子，我能看見在那老桃花心木的澄淨深處反映出我自己；我看到那些被裝飾擦洗得無可挑剔的燈；我看到那純銅柱旁遮掩廂座的整潔而又舒適的綠帷簾；我看到那兩個火光熊熊的大火爐；我看到那一列列粗粗大大的注酒器，它們就像知道它們下面是一桶桶昂貴的陳年紅葡萄酒一樣；我覺得英格蘭和法律這兩者都難以被征服似的。我上樓，去臥室換下我的濕衣，那鑲壁板舊房間的寬大（我記得那房間俯臨通到院內的拱道），那回柱床的莊嚴，那衣櫃的陰沉，似乎都聯合起來向特拉德爾或向任何這類勇敢的青年的命運嚴厲地皺着眉。我又下樓用晚餐；就連那裡上菜上飯的從容不迫，那地方的安靜有序——那裡客人不多，因為漫漫長假還沒過完——都足以說明特拉德爾的大膽狂妄，也說明在今後20年內他生活的希望之渺茫。

自從我出國以來，我就沒見過這類的東西了。眼前這一切着實讓我對朋友懷的一腔希望化成了冷煙。侍者領班已經很厭倦我了。他不再接近我，而一心伺候一個戴着長長裹腿的上年紀的紳士。

那一品脫特種紅葡萄酒就像自己從酒窖裡走出的一樣來給他喝，因為他根本就沒點過它。那個二號侍者小聲告訴我說，這位老先生是住在方場的一個退休立券律師。據推測，他將把他那一大筆財產留他洗衣婦的女兒；據傳聞，他柜子裡有一套餐具，都放在那裡生了銹。不過，從沒人在他家看到過任何多餘的勺子或叉子。

這時，我真地覺得特拉德爾山窮水盡了，我斷定他永無出頭之日了。

不過，因為急於見我可愛的老朋友，我便以那領班會看不起的樣子匆匆忙忙用完晚餐，然後從後門跑了去。很快我就到了院裡的二號，我從門柱上的號牌得知特拉德爾住在頂樓的一排房子裡。我上了樓梯，發現那樓梯破舊，在每一段樓梯頂頭點着一盞大燈罩小油燈，燈火在那髒兮兮的玻璃牢房裡微弱欲熄。

磕磕碰碰上樓時，我覺得聽到了一陣歡快的笑聲。這不是一個辯護人或律師發出的笑聲，也不是辯護人的文書或律師的文書發出的笑聲，卻是兩三個快樂的女孩發出的笑聲。可是，當我站住聽時，我的腳不巧踩空，踏進灰院榮譽學會缺掉了一塊而未補上的地板洞裡，於是咕咚一下我摔倒在地。等我爬起來時，又是一片悄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