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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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任何人都把媽媽叫媽媽，尤其是當着別人的面。15歲以上、30歲以下的男青年往往不好意思叫媽媽。可是扎齊爾科一家的瓦季姆、鮑裡斯和尤里就從未感到叫媽媽有什麼難為情的。他們和陵地愛着自己的媽媽，父親生前如此，父親被槍殺之後就更是如此。

三兄弟年齡相差不大，在成長過程中几乎是齊頭併進，無論在學校裡還是在家裡，都積極向上，沒有染上街頭不良習氣，也從未使他們的寡母傷心難過。小時候他們一起照過一張相，後來為了有個比較，每過兩年她就帶他們全體去一趟照相館（後來則是用自家的照相機拍），於是一張又一張相片陸續放進家庭照相簿：母親和3個兒子，母親和3個兒子。母親是淡黃頭髮，而3個兒子都是黑頭髮——大概是從當年娶了他們的扎波羅熱曾祖母的土耳其俘虜那裡繼承的。旁人不總是能夠分清相片上他們哪個在哪兒。

每照一次相，他們都明顯地長大和壯實，趕過媽媽；她則不知不覺地變老，但面對鏡頭總是挺直腰板，為有這樣一部記載自己生平的活的歷史而感到自豪。她是一位醫生，在自己城市裡很有名，曾贏得許多獎狀、鮮花和表示謝忱的蛋糕，不過，即使她生平再沒有為社會做過別的有益的事情，僅憑把這樣3個兒子撫養大了的功勞，也可說沒有虛度一個女人的一生。三兄弟都進入同一所工學院：老大在地質系畢業，老二在電視系畢業，老三馬上就要在建築工程系畢業，媽媽就和他住在一起。

在獲悉瓦季姆患病之前，她的日子就是這麼過的。星期四她差點兒趕到這裡來了。星期六那天，她收到東位姓的電報，說是需要膠體金。星期日電復東佐娃，說自己馬上去莫斯科設法弄這種東西。

星期一她就能到達莫斯科，昨天和今天大概在設法求見部長和跑其他一些重要部份，請他們看在犧牲的父親份上（戰時父親沒有撤離，留在城裡，以吃過蘇維埃政權苦頭的知識分子面目出現，後因與游擊隊聯繫並掩護我們的傷員而遭德國人槍決），從膠體金儲備中撥一點給兒子。

所有這些到處求情的做法，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都使瓦季姆感到作嘔和屈辱。他討厭任何走門路、吃老本或找熟人的行為。連媽媽給東佐娃發了一封請她關照的電報就已經使他受不了了。不管活下去對他來說是多麼重要，但他即使面對癌症這樣可惜的死神也不願享受任何特權。

不過，對東佐娃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瓦季姆很快就明白了：即使媽媽不發什麼電報，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也不會少花時間關心他。只是不會導致她發電報提到膠體金的事罷了。

現在，如果媽媽能弄到這種膠體金，毫無疑問，她一定會乘飛機送來。要是沒有弄到，那她也會飛來。瓦季姆從這醫院曾給她寫過一封信，談起恰加，倒不是因為相信它的神效，而是為了讓媽媽多一件治病救人的事情可做。要是有一天她走投無路，就會違背自己作為一個醫生的全部知識和信條，到深山裡去尋訪那位土醫生，找伊塞克湖草根。

（奧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昨天來找他，並表示歉意，說不該服從一個娘兒們的意志把草根泡的藥酒倒掉了，不過那一點點畢竟太少，好在還有那老頭的地址，而老頭如果當真被關進了監獄，那麼奧列格表示願意從自己的儲備中讓一部分給瓦季姆。）

既然大兒子的生命受到威脅，媽媽現在就沒法安心生活。媽媽會竭盡全力去做一切，去做一切的一切，哪怕是沒有必要或多此一舉。她甚至會跟他到考察隊去，儘管在那邊他有加爾卡照顧。瓦季姆從有關自己疾病的片言隻語中聽到和看到，他的那個腫瘤本身歸根結底是由於媽媽對他過分地關心和愛護而引起的：他從小腿上就有一塊很大的色素斑，媽媽作為一個醫生，看來是知道發生質變的危險的；她常常找各種藉口摸摸這個斑塊，有一次她還堅持清一位高明的外科大夫給兒子動了預防性的手術——可是很顯然，這個手術恰恰不應該做。

然而，即使他今天面臨死亡的威脅是由於媽媽造成的，他也不能責怪媽媽，無論是當着她的面還是在背後。不能成為光看效果的實際主義者，比較合乎情理的是，根據動機去看問題。着眼于自己的工作半途而康和壯志未酬去怪罪媽媽是不公平的。要知道，如果沒有他這個人，要不是媽媽給了他——瓦季姆以生命，哪裡還談得上工作熱情和雄心壯志。

人有牙齒，就用來啃，用來嚼，用來咬。而植物沒有牙齒，瞧它們是多麼平和地生長，死又是多麼安詳！

但是，瓦季姆可以原諒媽媽，卻不能遷就出現了的這種情況！他連一平方釐米的皮膜也不肯放棄！這就是為什麼他無法不咬牙切齒。

啊，這可詛咒的疾病，何以偏偏在最關鍵的時刻像割草一樣將他斬斷！

的確，瓦季姆從童年開始就一直有一種預感，似乎他的時間將不夠用。逢有女客或街坊來東扯西拉地說個沒完，耽誤媽媽和他的時間，他總是很懊喪。上中學和上大學的時候，他對任何集體活動都實際上把時間定得提前一兩個鐘頭開始而十分惱火，比方說勞動、參觀、聯歡、遊行，總是把人們必定遲到的時間也算進去。瓦季姆一貫討厭半小時的新聞廣播，因為其中重要和必要的內容5分鐘就容納得了，其餘都是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