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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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要我對主治醫生拿出倔勁來就比較困難，那是為什麼？因為她態度非常溫柔。（尼古拉·伊萬諾維奇，您似乎曾經對我解釋過「軟話折骨」這句成語的來源。請您再給我提示一下！）她不僅從來不嚷嚷，連皺眉頭似乎也不知怎麼個皺法。如果她要開什麼與我的意願相違背的針藥，自己就低下頭去，垂下眼光。

於是不知為什麼我就會讓步。有些細節我跟她不便討論，因為她還年輕，比我小，有的事情不便于向她刨根問底。順便說說，她模樣很討人喜歡。

是的，她書生氣十足，對他們那套一成不變的治療方法深信不疑，我無法使她改變觀點。總之，誰也不願屈尊跟我討論這些方法，誰也不願讓我充當富有理智的盟友。我不得不留。心聽醫生們的談話，用猜想去補充他們沒有說出的內容，設法弄到幾本醫書——通過這樣的辦法把情況搞清楚，使自己心中有底。

儘管如此，要作出決定還是很困難：我該怎麼辦？怎樣做才對？醫生經常摸我的鎖骨上方，說那裡會發現轉移，可這有多大可靠性呢？他們一再用成千上萬的愛克斯光線單位向我轟擊是為了什麼呢？真的是為了防止腫瘤重新生長嗎？還是以防萬一，打上5倍、10倍的保險係數，就像架橋一樣？還是沒有知覺、機械執行指示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則就會失業？但我是能夠擺脫的！我是能夠衝破這個框框的，只要把真實情況告訴我！……

可他們什麼也不說。

我本來早就會跟他們閙翻，一走了之，但那樣他們就不會給我出具證明。而證明對一個流放者來說是多麼需要啊！簡直是命根子！也許明天監督官或保安員就會把我流放到再遠300千米的沙漠裡去，可是有了證明我就可以賴着不走，因為證明上會寫着：需要經常觀察、治療。這就請您原諒了，長官！作為一個老犯人，豈能放棄醫生出具的證明？這是不可思議的。

這就意味着，又得耍花招，弄虛作假，欺騙、拖延，一輩子都這樣實在膩味！…小IW 便提一下，由於耍花招太多，疲于應付，結果也幹出了蠢事。我請你們給我寄來的鄂木斯克那位化驗員的信，就給我自己招來了不少麻煩。我把信交出去了，結果他們拿去跟病歷釘在一起，後來我才明白，在這件事上我被騙了：現在他們正放手對我進行激素療法，而本來他們好像還有所懷疑。）等我拿到了一紙證明，就不吵不閙、和和氣氣地離開這裡。

回到烏什一捷列克以後，為了使腫瘤不向任何部位轉移，我還要用伊塞克湖的草報把它制住。用劇毒治病似乎包含着一種浩然正氣，因為毒藥不用佯裝成無害的藥物，它就那麼直言不諱：「我是毒藥！請您當。心！要麼別用，要麼您就冒險！」這樣，我們就知道自己在迎接什麼。

要知道，我並不要求長命百歲！何必想得太遠呢？……我的生活，時而一直在看守的監視下，時而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下，現在我只想在兩者都沒有——既沒有看守監視，也沒有病痛折磨的情況下多少過一陣子，這是我的最高理想。我既不要列寧格勒，也不要裡約熱內盧，我只希望回到我們那偏僻的小地方，回到我們的烏什一捷列克。夏天快到了，我希望今年夏天能睡在星空下的行軍床上，這樣，夜裡醒來就能根據天鵝星座和飛馬星座的位移知道已是幾點鐘了。只希望這一個夏天能這樣度過，能看到星星，而不是看到被探照燈照亮的夜空，而以後哪怕永遠不再醒過來也行。

對了，尼古拉·伊萬內奇，我還想跟您一起（當然，也帶上茹克和托比克），在炎熱消退了的時候，沿著草原上的小路走到楚河那兒去，在水較深、沒到膝蓋的地方，坐到沙底上，讓兩腿順流而放，就這樣久久地坐在那裡，動也不動，跟對岸的蒼資競賽。

我們的楚河不流入任何湖海大川。這條河在沙漠中結束生命！一條河，不匯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動力就那麼一路分送給萍水相逢的朋友們——這豈不是我們囚犯生活的寫照！我們注定什麼也幹不成，注定只能背着惡名從這個世界悄然消失，但我們所有最好的東西，猶如我們還沒有乾涸的一片水面，我們所留下的全部紀念就是通過見面、交談、幫助這類方式互相捧給對方的一掬水。

流入沙漠的河卜…但就連我這最後的一段水面醫生們也想剝奪。不知憑什麼權利（他們從未想到過問問自己有沒有權利），他們未經我同意就代替我決定採用一種可怕的療法——激素療法。這簡直是一塊燒紅了的鐵，只要用它去燙人一次，就會把人變成一輩子殘廢。而這種事情在醫院的日常生活中竟是那麼司空見慣！

有一個問題，過去我早就思考過，而現在尤其如此：生命的最高價值究竟是多少？到底為它該付出多少代價，而付多少便不可以？照學校裡所教的說：「人最寶貴的是生命，這生命對人只有一次。」這就是說，要不惜任何代價抓住生命……勞改營幫助我們之中的許多人認識到，出賣、陷害孤立無援的好人——這樣的代價太高，我們的生命不值那麼多。說到奉承、拍馬、撒謊，營裡的人有意見分歧，有人說這代價還可以忍受，也許是那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