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瓦哥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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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這個傻瓜多少次回想起這座住宅，思念它，他走進的並不是一個房間，而是進入自己心中對拉拉的思念。在別人看來這種感覺方式大概太可笑了。那些堅強的人，像桑傑維亞托夫那樣的實踐家、美男子，也像他這樣生活，這樣表現嗎？拉拉為什麼非看上性格軟弱的他，以及他所崇拜的、晦澀的、陳腐的語言不可？她需要這種混亂嗎？她自己願意成為他眼中的她嗎？像他剛纔所表達的，她在他眼中算什麼人呢？懊，這個問題他隨時都可以回答。

院子裡是一片春天的黃昏。空氣中充滿聲音。遠近都傳來兒童的爆戲聲，彷彿表明整個空間都是活的。而這遠方——俄羅斯，他的無可比擬的、名揚四海的、著名的母親，殉難者，頑固女人，癲狂女人，這個女人精神失常而又被人盲目溺愛，身上帶著永遠無法預見的壯麗而致命的怪病！嗅，生存多麼甜蜜！活在世上並熱愛生活多麼甜蜜！嗅，多麼想對生活本身，對生存本身說聲「謝謝」呀！對著它們的臉說出這句話！而這正是拉拉。同它們不能說話，而她是它們的代表，它們的表現形式，它們的耳朵和嘴巴，不會說話的生存原則因她而有了生命。

他在猜疑的一剎那對她的所有責備完全不對，一千倍不對。她身上的一切都多麼完美無假啊！欣喜和悔恨的眼淚遮住他的視線。他打開爐門，用火鈎撥了撥火。他把燒得通紅的柴火撥到爐子的頂裡面，沒燒着的木頭撥到爐門口，那兒很通風。他半晌沒關上爐門。溫暖的火光照射在手和臉上對他來說是一種享受。微微跳動的火焰的反光終於使他清醒過來。嗅，他現在多麼需要她，他在這一剎那多麼需要觸及她所接觸過的東西啊！他從衣袋裏掏出揉皺的便條。他把便條打開翻過來，不是他剛纔讀過的那一面。現在他才看清這一面也寫滿了字。他把便條抹平，在跳躍的火光中讀道：「你想必知道你們家人的下落了。他們到了莫斯科。東尼娜生了個女兒。」下面的幾行字劃掉了。後面接着寫道：「我劃掉了，因為寫在便條裡太蠢了。我們當面談個夠。我急着出門，跑去弄馬。不知道弄不到馬怎麼辦。帶著卡堅卡太困難了……」句子的末尾磨得模糊了，字跡模糊不清。

「她跑去向安菲姆借馬，大概借到了，因為她走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平靜地想。「如果她的良心在這件事上不絶對清白，她便不會提到這個細節了。」

爐子生着後，醫生關上煙道，吃了些東西。吃完東西他已經困得支撐不住了。他和衣倒在沙發上便睡着了。他沒聽見門後和牆那邊老鼠放肆的、震耳的吵閙聲。他接連做了兩個噩夢。

他在莫斯科，在一間玻璃門上了鎖的房間裡，為了保險起見還抓住門把手使勁拉住它。門外他的男孩子舒羅奇卡要進來，哭着拉門。他穿著小外套，水手褲，戴着一頂小帽子，既可愛又可憐。他背後自來水嘩啦嘩啦從壞管道或下水道里沖在他身上和門上，那個時代管道破裂是常見的事，說不定正是這道門堵住了從幾世紀寒冷和黑暗積蓄的峽谷中衝擊下來的山洪。發出轟鳴的飛瀑把小男孩嚇得要死。聽不見他的喊叫聲，喊叫聲淹沒在轟鳴裡。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從他嘴唇的蠕動上看出他在喊：「爸爸！爸爸！」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的心都要碎了。他整個身心想把小孩抱起來，貼在胸前，頭也不回地往前跑，跑到哪兒算哪兒。

但他淚流滿面，拉住上鎖的門的把手，不放小男孩進來，出於對另一個女人的虛假的榮譽和責任感，犧牲了小男孩。那個女人並非小男孩的母親，她隨時都可能從另一個門裡走進屋裡來。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醒了，驚出一身冷汗，眼睛裡含滿淚水。「我發燒。我生病了。」他立刻想。「這不是傷寒。這是一種可怕的、危險的、類似疾病的疲勞，一種轉變期的疾病，像所有傳染病那樣，問題就在於什麼占上風，生命還是死亡。可我多想睡覺呀！」於是他又睡着了。

他夢見昏暗的冬天早晨在莫斯科一條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街上還點着燈。從各種跡象來看，清早街上擁擠的交通，第一班電車的叮噹聲，街燈在石板路的黎明前的白雪上投下的一個個黃圈，這是革命前莫斯科的冬天早晨。

不是他自己，而是某種更為普遍的現象在哭號，傾吐出溫存的、明亮的、在黑暗中像磷火一樣閃光的話語。他自己也隨同哭訴的靈魂一起哭訴。他真可憐自己啊。

「我生病了，病了。」他在清醒的時刻，在睡眠、發燒、說囈語和昏迷的間隙想道，「這也是一種傷寒，但沒寫在我們在大學醫學系所讀過的教材上。得準備點東西，吃點東西，不然我會餓死的。」

他剛想從沙發上撐起來，便明白他已經動彈不了。他失去知覺，又昏睡過去。

「我穿著衣服在這裡躺了多久啦？」他有一次暫時恢復知覺的時候想道，「幾個小時？幾天？我病倒的時候春天剛開始。可現在窗戶上結了霜花。這麼鬆散、骯髒，房間裡都變得昏暗了。」

廚房裡的老鼠把碟子撞得唱劇匡嘟響，往隔壁那面牆上爬，肥碩的身子摔在地板上，討厭地尖叫起來，像女低音一樣哭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