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鑑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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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以「草堂」為題，寫的主要是草堂景物和定居草堂的心情。堂用白茅蓋成，背向城郭，鄰近錦江，座落在沿江大路的高地上。從草堂可以俯瞰郊野青蔥的景色。詩的開頭兩句，從環境背景勾勒出草堂的方位。中間四句寫草堂本身之景，通過自然景色的描寫，把自己歷盡兵燹之後新居初定時的生活和心情，細緻而生動地表現了出來。

「榿林礙日」、「籠竹和煙」，寫出草堂的清幽。它隱在叢林修篁深處，透不進強烈的陽光，好象有一層漠漠輕煙籠罩着。「吟風葉」，「滴露梢」，是「葉吟風」，「梢滴露」的倒文。說「吟」，說「滴」，則聲響極微。連這微細的聲響都能察覺出，可見詩人生活得多麼的寧靜；他領略、欣賞這草堂景物，心情和草堂景物完全融合在一起。因此，在他的眼裡，烏飛燕語，各有深情。「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乳燕定新巢」，羅大經《鶴林玉露》說這兩句「蓋因烏飛燕語而類己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詩人正是以自己的歡欣，來體會禽鳥的動態的。在這之前，他象那「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的烏鵲一樣，帶著孩子們奔波于關隴之間，後來才飄流到這裡。草堂營成，不但一家人有了個安身之處，連禽鳥也都各得其所。那麼，翔集的飛烏，營巢的燕子，不正是與自己同其喜悅，莫逆於心嗎？在寫景狀物的詩句中往往寓有比興之意，這是杜詩的特點之一。然而杜甫之卜居草堂，畢竟不同於陶淵明之歸隱田園，杜甫為了避亂才來到成都，他初來成都時，就懷着「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各夜歸，中原杳茫茫」（《成都府》）的覊旅之思；直到後來，他還是說：「此身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因而草堂的營建，對他只不過是顛沛流離的辛苦途程中息肩之地，而終非投老之鄉。從這個意義來說，儘管新居初定，景物怡人，而在寧靜喜悅的心情中，總不免有徬徨憂傷之感。「以我觀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王國維《人間詞話》）這種複雜而微妙的矛盾心理狀態，通過「暫止飛烏」的「暫」字微微地透露了出來。

尾聯「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有兩層涵意。揚雄宅又名草玄堂，故址在成都少城西南角，和杜甫的浣花草堂有着地理上的聯繫。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詩作賦，幽靜而落寞的生活，有些和左思《詠史》詩裡說的「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的情況相類似。揚雄曾閉門著書，寫他那模擬《周易》的《太玄》，草玄堂因而得名。當杜甫初到成都，寓居浣花溪寺時，高適寄給他的詩說：「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贈杜二拾遺》）就拿他和揚雄草《玄》相比；可是他的答覆卻是：「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酬高使君相贈》）這詩說草堂不能比擬揚雄宅，也是表示自己並沒有象揚雄那樣，寫《太玄》之類的鴻篇巨著。這意思是可以從上述答高適詩裡得到印證的。此其一。揚雄在《解嘲》裡，高自標榜，說自己閉門草《玄》，闡明聖賢之道，無意于富貴功名。實際上，他之所以寫這篇《解嘲》，正是發泄宦途不得意的憤懣之情。而杜甫只不過把這草堂作為避亂偷生之所，和草玄堂裡的揚雄心情是不同的，因而也就懶于發那《解嘲》式的牢騷了。這是第二層意思。

詩從草堂營成說起；中間寫景，用「語燕新巢」作為過脈；最後由物到人，仍然回到草堂，點出身世感慨。「背郭堂成」的「堂」，和「錯比揚雄宅」的「宅」遙相呼應。關合之妙，不見痕跡。

（馬茂元）

戲為六絶句

戲為六絶句

杜甫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

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

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清人李重華在《貞一齋詩話》裡有段評論杜甫絶句詩的話：

七絶乃唐人樂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齡後，當以劉夢得為最。緣落筆朦朧縹緲，其來無端，其去無際故也。杜老七絶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

他說杜甫「別開異徑」，在盛唐七絶中走出一條新路子，這是熟讀杜甫絶句的人都能感覺到的。除了極少數篇章如《贈花卿》、《江南逢李龜年》等外，他的七絶確是與眾不同。

首先，從內容方面擴展了絶句的領域。一切題材，感時議政，談藝論文，紀述身邊瑣事，凡能表現于其他詩體的，他同樣用來寫入絶句小詩。

其次，與之相聯繫的，這類絶句詩在藝術上，它不是朦朧縹緲，以韻致見長之作；也缺乏被諸管弦的唱嘆之音。它所獨開的勝境，乃在於觸機成趣，妙緒紛披，讀之情味盎然，有如圍爐閒話，剪燭論心；無論感喟歔欷，或者嬉笑怒罵，都能給人以親切、真率、懇摯之感，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樸質而雅健的獨特風格，是耐人咀嚼不盡的。

《戲為六絶句》（以下簡稱《六絶句》）就是杜甫這類絶句詩標本之一。

以詩論詩，最常見的形式是論詩絶句。它，每首可談一個問題；把許多首連綴成組詩，又可見出完整的藝術見解。在我國詩歌理論遺產中，有不少著名的論詩絶句，而最早出現、最有影響的則是杜甫的《六絶句》。

《六絶句》作於上元二年（761），前三首評論作家，後三首揭示論詩宗旨。其精神前後貫通，互相聯繫，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六絶句》第一首論庾信。杜甫在《春日憶李白》裡曾說，「清新庾開府」。此詩中指出庾信後期文章（兼指詩、賦），風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健筆凌雲，縱橫開闔，不僅以「清新」見長。唐代的「今人」，指手劃腳，嗤笑指點庾信，適足以說明他們的無知。因而「前賢畏後生」，也只是諷刺的反話罷了。

第二、三首論初唐四傑。初唐詩文，尚未完全擺脫六朝藻繪余習。第二首中，「輕薄為文」，是時人譏哂「四傑」之辭。史炳《杜詩瑣證》解此詩云：「言四子文體，自是當時風尚，乃嗤其輕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爾曹身名俱滅，而四子之文不廢，如江河萬古長流。」

第三首，「縱使」是杜甫的口氣，「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則是時人哂笑四傑的話（詩中盧王，即概指四傑）。杜甫引用了他們的話而加以駁斥，所以後兩句才有這樣的轉折。意謂即便如此，但四傑能以縱橫的才氣，駕馭「龍文虎脊」般瑰麗的文辭，他們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這三首詩的用意很明顯：第一首說，觀人必觀其全，不能只看到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說，評價作家，不能脫離其時代的條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雖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們應該恰如其分地給以評價，要善於從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學習。

這些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三首詩的意義，遠不止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