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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所敘故事向前進展的那個時代其實几乎是當代和今天是不一樣的，當時並不是在巴黎的每個街角上都有一個警察（這是一種善政，現在卻不是討論的時候），在當時，到處都是流浪兒。根據統計，警察巡邏隊平均每年要從沒有圍牆的空地上、正在建造的房屋裡和橋拱下收容二百六十個孩子。在那些孩子窠裡，有一處是一向著名的，有「阿爾科拉橋下燕子們」之稱。那確是最糟糕的社會病態。人類的一切罪惡都是從兒童的流浪生活開始的。
巴黎卻當別論。我們剛纔雖然提到了一件往事，在一定的程度上，把巴黎除外卻是正確的。在任何一個其他的大城市裡，一個流浪的孩子，也就是一個沒有指望的成人，几乎在任何地方，沒人照顧的孩子都會染上種種惡習，自甘沉淪，喪盡天良和誠信，以致陷入無可輓救的境地；巴黎的野孩子卻不是這樣，我們要著重指出，表面上看起來他雖然貌不驚人，傷痕遍體，而他的內心卻几乎是完好無損的。那是一種值得重視的奇光異彩，並且在我們歷次人民革命輝煌燦爛的正大作風中顯得鮮明奪目，在巴黎的空氣中存在着一種信念，正如在海洋的浪潮中存在着鹽，也正象鹽能防腐一樣，在從巴黎空氣中得來的那種信念裡產生了某種不可腐蝕的性格。呼吸巴黎的空氣，便是保持靈魂的健康。
上面我們所說的那些話，使我們在遇見那樣一個孩子時絶不會無動于衷，我們總感到那些孩子從他們離散的家庭裡帶來的游絲還在飄蕩。現代的文明還遠沒有達到完善的地步，那些破裂了的家庭把子女拋向黑暗，把自己的骨肉扔在公眾的道路上，從此便不大知道他們變成了什麼。這叫做....因為那種使人發愁的事已有了一句成語：「被摔在巴黎的石塊路上」。
附帶說一句，那種遺棄兒女的事，在古代君主制度下是絲毫不受歧視的。下層社會略帶一點埃及和波希米亞的作風，那是上層社會所歡迎的，那樣可以替當權的人解決一些問題。仇視平民兒童的教養性「。張載提出人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觀點，朱熹等加以，原是一種信念。那些」渾大魯兒"有什麼用？那是當日的口頭話。因此愚昧兒童的結局必然是當流浪兒童。
況且君主制在某些時候需要兒童，而當時兒童充斥街頭。
不用追溯得太遠，我們只談談路易十四，當時國王需要建立艦隊。動機是好的。但是讓我們看看方法。帆船是風的玩具，必要時還得加以拖曳，如果沒有憑藉橈櫓或蒸汽來供人指使的船舶，便談不上艦隊，當年海軍的大橈船正如今天的汽船。因此必須有大橈船，大橈船又非有橈手不能移動，因而必須有橈手。柯爾培爾①授意各省都督和法院，要他們儘量製造苦役犯。當時的官府在這方面是奉命唯謹的。一個人在教會行列走過時頭上還戴着帽子，這是新教徒的態度，該送去當橈手。在街上遇見一個孩子，只要他有了十五歲而沒有住處，就送去當橈手。偉大的朝代，偉大的世紀。
①柯爾培爾（Colbert，
1619-
1683），路易十四的大臣。
在路易十五的統治下，巴黎的孩子絶了跡，警察時常擄走孩子，不知作什麼神秘的用途。人們懷着萬分恐怖的心情低聲談着有關國王洗紅水澡的一些駭人聽聞的推測。巴爾比埃①率直地談着那些事。有時，孩子供不應求，警吏們便抓那些有父親的孩子。父親悲痛萬狀，跑去質問警吏。在那種情況下，法院便出面干涉，判處絞刑，絞誰？絞那些警吏嗎？不是。絞那些父親。
①巴爾比埃（Barbier，
1822-
1901），法國劇作家。
七在印度的等級劃分中，野孩也許有他的地位
巴黎的野孩群几乎是一個階層。我們可以說，誰也不要他們。
「野孩」（gamin）這個詞，到一八三四年才初次印成文字，由人民的語言進入文學詞彙。它是在一本題名為《克洛德·格》的小書裡初次出現的。當時曾使輿論嘩然，這個詞卻被接受了。
使那些野孩相互間得到敬重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我們認識一個野孩，並且和他有點交往，他因見到過一個人從聖母院的塔頂上摔下來而受到高度敬重和欽佩；另外一個，是因為他曾千方百計鑽進一個後院，並且從暫時寄放在那裡的幾個從殘廢軍人院圓屋頂上取下的塑像身上「摸」了一些鉛塊；第三個，因為見過公共馬車翻身；還有一個，因為他「認識」一個几乎打瞎了一個老財的眼睛的士兵。
這才讓我們理解到為什麼一個巴黎的野孩會嚷出這樣的話：「天主的天主！我有沒有倒霉事兒！只需說我還一直沒見過一個人從五層樓上摔下來呢！」Ai－je（我有沒有）說成j'ai－ty，cinquième（第五）說成cintième。那種含義深遠的警句是俗物聽不懂的，只能一笑了之。
下面這是個鄉下人說的話，那當然是一種妙語：「我說伯伯，您的老婆害病死了，您為什麼沒有找醫生？」
「那有什麼辦法，先生，我們這些窮人，我們自己死自己的就是了。」假如那樣的談話能代表鄉下人的那種辛辣的被動性格，下面的這句就必然能代表郊區小孩那種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思想。一個被判處死刑的人在囚車裡聽著他的懺悔神甫說教。巴黎的孩子嚷了起來：「他和吃教門飯的講話。哈！這孱頭！」
在具有宗教意味的事物前表示一定程度的勇敢，可以抬高野孩的聲望。意志堅強是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