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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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蠲新復州軍稅租及土貢、大禮銀絹三年，差徭五年。初，劉豫之僭，凡民間蔬圃皆令三季輸稅。宣諭官方庭實言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煩苛久矣，賦斂及于絮縷，割剝至于果蔬。」於是詔新復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焚之通衢。

十三年，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請以賜田及私產自昔未輸之稅並歸之官，詔獎諭而可之。初，神武右軍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產凡和買、科敷，詔特從之。後，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陛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勛戚之家與編戶等敷，蓋欲寬民力，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余戶，是使民為俊代輸也。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詔。」詔從之。越數年間，俊復乞免歲輸和買絹，三省擬歲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俊惶悚，力辭賜絹。

十五年，戶部議：「準法，輸官物用四鈔，曰戶鈔，付民執憑；曰縣鈔，關縣司銷簿；曰監鈔，納官掌之；曰住鈔，倉庫藏之。所以防偽冒、備毀失也。

毀失縣鈔者，以監、住鈔銷鑿；若輒取戶鈔，或追驗於人戶者，科杖。」

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于諸縣，因南唐嘗以縣為宋齊丘食邑，畝輸三斗，後遂為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時，兩浙州縣合輸綿、綢、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卻別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于舊。湖南有土戶錢、折絁錢、醋息錢、曲引錢，名色不一。荊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跡。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曹泳為戶部侍郎，責償甚急。蓋自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眾，皆檜之為也。

二十六年，先是，承議郎魯衝上書論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興一縣言之，漕計合收窠名，有丁鹽、坊場課利錢，租地錢，租絲租紵錢，歲入不過一萬五千餘緡。其發納之數，有大軍錢、上供錢、糴本錢、造船錢、軍器物料錢、天申節銀絹錢之類，歲支不啻三萬四千餘緡。又有見任、寄居官請奉、過往官兵批券、與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無虛日。今之為令者，苟以寬恤為意，而拙于催科，旋踵以不職罷；能迎合上司，慘刻聚斂，則以稱職聞。是使為令者惴惴惟財賦是念，朝不謀夕，亦何暇為陛下奉行寬恤詔書、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許興古議：「今銓曹有知縣、令二百餘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餘，蠲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乃詔行之。

二十九年，上聞江西盜賊，謂輔臣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歲之水旱，所不能免，儻不寬恤而惟務科督，豈使民不為盜之意哉？」於是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詔：兩浙、江東西水，浙東、江東西螟，其租稅盡蠲之。自是水旱、經兵，時有蠲減，不盡書也。

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禪赦：「凡官司債負、房賃、租賦、和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錢，自紹興三十年以前併除之。諸路或假貢奉為名，漁奪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為苦，太上皇帝已嘗降詔禁約。自今州軍條上土貢之物，當議參酌天地、祖宗陵寢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其餘並罷。州縣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七月，諸縣受民已輸稅租等鈔，不即銷簿者，當職官吏併科罪；民賫戶鈔不為使，而抑令重輸者，以違制論，不以赦免，著為令。八月，詔：「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為奸欺。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臓之徒重為民蠹？自今違犯官吏，並置重典，仍沒其家。」此孝宗初詔也。

先是，常州宜興縣無稅產百姓，丁輸鹽錢二百文。下戶有墓地者，謂之墓戶，經界之時均紐正稅，又令帶輸丁鹽絹作折帛錢。至隆興元年，始用知縣姜詔言，令與晉陵、武進、無錫三縣一例隨產均輸。二年四月，知贛州趙公稱以寬剩錢十萬緡為民代輸夏稅，是後守臣時有代輸者。五月，詔：「溫、台、處、徽不通水路，其二稅物帛，許依折法以銀折輸，數外妄有科折，計臓定罪。」

乾道元年，蠲興化軍「猶剩米」之半。以知軍張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軍秋稅，歲余軍儲外，猶剩米二萬四千四百餘石，供給福州，謂之‘猶剩米’。四十年間，水旱相仍，不復減損」，故有是命。至八年，乃並其半蠲之。

三年六月，減臨安府新城縣進際稅賦之半。以知縣耿秉言，曩錢氏以進際為名，虛額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臨安府屬縣欠乾道元年三稅、坊場課利、折帛、免丁等錢。七年，敕令所修《輸苗乞取法》，受納官比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與同罪。

暨上三等及形勢戶逋賦，雖遇赦不除。八年，蠲紹興府增起苗米四萬九千餘石。

淳熙三年，臣僚言：「湖北百姓廣占官田，量輸常賦，似為過優，比議者欲從實起稅而開陳首之門。殊不思朝廷往年經界，獨兩淮、京西、湖北依舊。蓋以四路被邊，土廣人稀，誘之使耕，猶懼不至，若履畝而稅，孰肯遠徙力耕，以供公上之賦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田稍多，自荊南、安、復、岳、鄂、漢、沔污萊彌望，戶口稀少，且皆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攜幼，遠來請佃，以田畝寬而稅賦輕也。若從議者之言，恐于公家無一毫之益，而良民有無窮之擾矣。如臣所見，且當誘以開耕，不宜恐以增稅。使田疇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稔，平糴以實邊，則所省漕運亦博。望其依紹興十六年詔旨，以十分為率，年增輸一分，不願開墾者，即許退田別佃。期限稍寬，取之有漸，遠民安業，一路幸甚。」詔戶部議之。

四年，臣僚言：「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合除者毋更取之於州，州毋取之於縣，縣銷民欠籍，書其名數，諭民通知。」詔可。五年八月，詔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於法。臨安府刻石，遍賜諸路。」六年，以諫議大夫謝廓然言：「州縣違法科斂，侵漁日甚，其咎雖在縣令，而督迫實由郡守。縣令按劾，而郡守自如。」詔：「自今凡有過需橫取，監司悉行按劾，無詳于小而略于大。」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今民間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州縣無復贏餘，於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核兵籍，廣屯田，練民兵，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使州縣之力浸紓，然後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流移漂蕩之患。」八年，詔監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擾者薦之，煩擾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戶部奏：「諸路州軍檢放旱傷米數近六十萬石。上諭王淮曰：「若盡令核實，恐他年郡縣懷疑，不複檢放。惟寧國數最多，可令漕司核實而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