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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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黯覆上奏曰：「臣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于饑寒，因之水旱，枉陷重闢。故臣請復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振給，則常平之設，蓋以准平谷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或遇凶饑，發以振救，既已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離餓莩，起為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給也。若謂置倉廩，斂材木，恐有煩擾，則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於民，豈于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牽于眾論，終不果行。

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沒入戶絶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內之數上之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四萬留五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隷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大小均給之。其大略如此。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谷，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見在觔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觔斗，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併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谷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干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余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詔可。

既而條例司又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先行于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訪問民間多願支貸，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當議置提舉官。」時天下常平錢谷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以朝官為之，管當一員，京官為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初，神宗既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安石為帝言天下財利所當開闢斂散者，帝然其說，遂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箱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自是專一講求立為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為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

會河北轉運司干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于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為青苗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廉在河北，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不以為便。廣廉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眾。右正言李常、孫覺乞詔有司毋以強民。時提舉府界常平事侯叔獻屢督提點府界縣鎮呂景散錢，景以畿縣各有屯兵，歲入課利僅能贍給；又民戶嘗貸糧五十餘萬石，尚悉以聞；今條例司又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緡為青苗錢給散，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司官至中書戒諭之。王安石言：「若此，諸路必顧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條例司指揮。」從之。

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

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併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有物業勝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借。且鄉村上等戶並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併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絶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為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製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均陪之患。

去歲河朔豐稔，米鬥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斂，俟貴而糶，不唯合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羡贏。今諸倉方糴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糴本盡為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為己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于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為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于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于諸路置使，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併，振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慾，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