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之文，表裡瑩徹，故平平說出，而轉覺矜奇者之為庸；明明說出，而轉覺恃奧者之為淺。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顧，方遠而近，似斷而連，特其餘事。
朱子云：「餘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又云：「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朱子之服膺南豐如此，其得力尚須問耶！
陳龍川喜學歐文，嘗選歐文曰《歐陽文粹》，其序極與歐文相類，然他文卻不盡似之。此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擬，類于執跡以求履憲也。
陳同甫《上孝宗皇帝書》貶駁道學，至謂「今世之儒士，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而其自跋《中興論》，復言「一日讀《楊龜山語錄》，謂『人住得然後可以有為，才智之士非有學力卻住不得』，不覺恍然自失」。可見同甫之所駁者，乃無實之人，非龜山一流也。
陳同甫文，針砭時弊，指畫形勢，自非絀于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書》及《中興五論》之類是也。特其意思揮霍，氣象張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煩持久。試觀趙營平、諸葛武侯之論事，何嘗揮霍張大如此！
陸象山文，《隱居通議》稱其《王荊公祠堂記》，又稱其《與楊守書》及《與徐子宜侍郎書》，且各系以評語。余謂陸文得《孟子》之實，不容意為去取，亦未易評，評之須如其《語錄》中所謂「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幾焉。
後世學子書者，不求諸本領，專尚難字棘句，此乃大誤。欲為此體，須是神明過人，窮極精奧，斯能托寓萬物，因淺見深，非光不足而強照者所可與也。唐、宋以前，蓋難備論。《鬱離子》最為晚出，雖體不盡純，意理頗有實用。
儒學、史學、玄學、文學，見《宋書·雷次宗傳》。大抵儒學本《禮》，荀子是也；史學本《書》與《春秋》，馬遷是也；玄學本《易》，莊子是也；文學本《詩》，屈原是也。後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
《孔叢子》：「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昌黎雖嘗謂「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而必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陸士衡《文賦》曰：「理扶質以立干。」劉彥和《文心雕龍》曰：「精理為文。」然則舍理而論文辭者，奚取焉？
文無論奇正，皆取明理。試觀文孰奇于《莊子》，而陳君舉謂其「憑虛而有理致」，況正于《莊子》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闡前人所已發；擴前人所未發。
論事敘事，皆以窮盡事理為先。事理盡後，斯可再講筆法。不然，離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適用而不朽乎？
揚子《法言》曰：「事辭稱則經。」余謂不但事當稱乎辭而已，義尤欲稱也。觀《孟子》「其事則齊桓、晉文」數語可見。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盡，則其文確鑿不可磨滅，如《考工記》是也。《梁書·蕭子云傳》載其「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隷法，不盡意，遂不能成」。此亦見實事求是之意。
《易·系傳》謂「易其心而後語」，揚子云謂「言為心聲」，可知言語亦心學也。況文之為物，尤言語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總持。文不同而志則一。猶鼓琴者，聲雖改而操不變也。善夫陶淵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
或問淵明所謂「示己志」者，「己志」其有以別於人乎？曰：只是稱心而言耳。使必以異人為尚，豈天下之大，千古之遠，絶無同己者哉？
「聖人之情見乎辭」，為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讀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稱文，豈惟人之難感，在己先不誠無物矣。
《文賦》：「意司契而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聖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正以意無窮也。
《莊子》曰：「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是知意之所以貴者，非徒然也。為文者苟不知貴意，何論意之所隨者乎？
文以識為主。認題立意，非識之高卓精審，無以中要。才、學、識三長，識為尤重，豈獨作史然耶？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以氣論辭之始。至昌黎《與李翊書》、柳州《與韋中立書》，皆論及于氣，而韓以氣歸之於養，立言較有本原。
自《典論·論文》以及韓、柳，俱重一「氣」字。余謂文氣當如《樂記》二語，曰：「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文貴備四時之氣。然氣之純駁厚薄，尤須審辨。
韓昌黎《送陳秀才彤序》云：「文所以為理耳。」《答李翊書》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鑒》曰：「臣聞文之盛衰主乎氣，辭之工拙存乎理。
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養，而教無異習。故其氣之盛也，如水載物，小大無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燭照物，幽隱無不通。」意蓋悉本昌黎。
文要與元氣相合，戒與盡氣相尋。翕聚、僨張，其大較矣。
《孔叢子》曰：「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揚子曰：「事辭稱則經。」韓昌黎則曰：「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此「辭」字，大抵已包理事于其中。
不然，得無如荀子所謂「惠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者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