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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我們共同幸福地生活了三年;到了第四年,索菲婭因頭產就難產死了,而且說來奇怪,我似乎早有預感,她是不可能替我生個女兒或兒子的,不可能給大地添一個新居民的。現在我還記得她殯葬時的情景。那是在春天。我們那教區的教堂不大,又很舊,聖像壁發黑了,牆灰都脫光了,有幾處地磚也缺損了;每個唱詩班席位上都有一個古老的大聖像。棺材抬進來了,放在聖幛正門前的正當中,蒙上褪色了的罩單,周圍擺着三個蠟燭台。葬禮開始了。一個腦後扎着小辮、低低地繫著一條綠腰帶的衰老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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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事,在讀經台前悲痛地讀着經文;神甫也是個老頭,面相慈善,視力不佳,穿著黃花紋紫色法衣,既作司祭又兼助祭。在敞開着的窗子外邊,白樺垂枝上的新鮮嫩葉在搖曳着,簌簌發響;從院子裡飄來陣陣草香;蠟燭的紅紅火焰在歡樂的春光裡顯得淡然失色;整個教堂裡響徹着麻雀的啁啾聲。一隻飛進來的燕子不時地從圓屋頂F發出響亮的喊聲。不多幾個農人那淡褐色的腦袋靈活地一起一伏,熱心地為死者祈禱;香爐的孔眼裡冒出一縷縷青煙。我望着妻子那僵死的臉……我的天哪!死亡,就連死亡也沒有使她獲得解脫,也沒有治癒她的創傷:依然是那副痛苦、膽怯、沉默的表情——彷彿她躺在棺材裡也還不自在……我的心痛苦得淌血。她是一個多好的人呀,可是對於她自己來說,還是死了好!”
講述者的兩頰通紅了,眼睛黯然無光。
「終於,」他又往下說,「我擺脫了因喪妻而陷入的深深悲痛的情緒,又想去幹一番所謂事業了。我在省城裡謀了份差事;可是在官府機關的大辦公室裡我老感到腦袋發疼,眼睛也不好使喚;正好又出現了其他理由……我就辭職不幹了。本來想到莫斯科去,可是一來錢不夠,二來……我已經對您說到過,我變得淡漠了。我這種淡漠情緒既來得突然,又不突然。我在精神上早已淡漠,可是我的頭還不肯低下。我認為我思想感情上的謙卑情緒是受鄉村生活和不幸經歷的影響……從另一方面說,我早就發現,我的几乎所有的鄉親,不論年輕的年老的,起初都被我的學問,出過國,以及我的教養方面的其他優越處嚇住了,後來不僅對我完全看慣了,而且開始對我有些粗魯,有些怠慢,沒興趣聽我發議論,躅藏說話時也不再用敬重的詞語了。我還忘了告訴您,在我婚後頭二年裡,我由於無聊而嘗試過寫作,還給雜誌社寄去過一篇作品,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那是一個中篇小說;但過不多久,就收到一位編輯的很客氣的信,而那信裡說,無可否認我很聰明,但是缺乏才氣,而搞文學需要的就是才氣。此外,我還聽說,有一個過路的莫斯科人。是個頂善良的青年,他在省長家的晚會上順便提到我,說我是個腹內空空、沒有出息的人。可是我仍然不很自願地繼續裝糊塗:您知道,我不想“自打耳光」;終於在一天早晨我睜開了眼睛。事情是這樣的:縣警察局長來到我家,是要讓我注意到我領地上的一座塌壞了的橋,而這座橋我是根本修不起的。這位寬宏大度的秩序維護者一邊用鱘魚乾就酒,一邊以長者口吻責備我的疏忽,同時也體諒我的境況,勸我吩咐農人填些糞土上去就行了;接着他抽起煙來,談起即將舉行的選舉。那時候有個名叫奧爾巴薩諾夫的人正在謀求省貴族長的榮譽頭銜,他是一個空談家,還加上會貪污。再說,他也不是特別有錢,特別有名望。我說了說自己對他的看法,說得甚至很不客氣。說實話,我很瞧不起這位奧爾巴薩諾夫先生。縣警察局長瞧了瞧我,親熱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和善地說:『唉,瓦西利。瓦西利葉維奇這樣的人可不是您我可以議論的——咱們算老幾‧……得知道自己的身份嘛,「得了吧,』我氣惱地頂他一句,『我跟奧爾薩巴諾夫先生有什麼差別呀‧』警察局長從嘴裡拔出煙斗,睜大眼睛,撲哧大笑。『哈,您真逗,』最後他帶著笑出的眼淚說,『竟開這樣的玩笑……啊,你怎麼啦‧』他在離去之前,一直在嘲諷我,有時還用胳膊捅捅我的腰側,說話時也改用『你』來稱呼我了。他終於離開了。就差這一下,我心裡翻騰開了。我在房間裡踱了好幾個來回,站在鏡子前,久久地望着自己發窘的臉,慢慢地伸出舌頭,帶著苦笑搖了搖頭。幕布從我眼睛上掉落了:我清楚地看到,比看鏡子中的臉更清楚地看到,我是個多麼空虛、微不足道、百無一用的人,毫無獨特可言的人!」
講述者沉默了一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