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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臣以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在此而已。
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于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繼之以重媾，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于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
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小大，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于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于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慾為橫，從人之慾為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
向者寶元、慶歷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饋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
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為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于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于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夫為國者，使人備已，則權在我，而使已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于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為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奸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為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為威，舍之則足以為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鬥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慾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為必至于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鬥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于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
夫西戎、北胡，皆為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為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禦西戎之大略。
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使大國而不用其所長，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