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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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在退隱廬的時候，以及遷居蒙莫朗西以後，就在附近認識了好幾個人，我覺得他們都很稱我的心，而又絲毫不束縛我。在他們中間首先要推那年青的洛瓦索·德·莫勒翁，那時他初當律師，自己還不知道將來會在法律界占到什麼地位。我那時就不象他那樣疑慮，不久就向他指出他是會做出輝煌的事業的。這點今天已經成了事實。我向他預言，如果他能對承辦的案件嚴加選擇，如果他永遠只做正義與道德的保衛者，他的天才將從這種崇高的精神得到培育，會跟最偉大的雄辯家的天才相媲美。他照我這個忠告去做了，並且感到了這個忠告的效果。他為波爾特先生作的那篇辯護詞可以與狄摩西尼相匹敵。他年年來到距退隱廬四分之一里約的聖伯利斯村，在莫勒翁采地上度假，這片采地是屬於他母親的，當年那偉大的包許埃也在那裡住過。象這樣的大師聯袂而出，真使這片采地的高貴聲名難乎為繼。

也就是在這個聖伯利斯村，我還認識了書商蓋蘭，他是個才子，有文學修養，很可愛，在他那一行是第一流人物。他還將他的朋友、阿姆斯特丹的書商讓·內奧姆介紹給我，他們有通信聯繫，後來為我印行了《愛彌兒》。

在比聖伯利斯更近的地方，我還認識了格羅斯來村的司鐸馬爾陶先生。如果是才能決定地位的話，這個人本來是該做政治家和大臣而不該做鄉村司鐸的，至少應該讓他管理一個大教區。他曾充呂克伯爵的秘書，跟讓－巴蒂斯特·盧梭特別熟識。他一面對這位赫赫有名的被放逐者追懷景仰，一面對陷害他的騙子手梭朗深惡痛絶。關於這兩個人，他知道很多珍奇的軼事，都是色圭沒有收進他那部待印的盧梭傳記裡的。他常向我保證說，呂克伯爵對他絶對沒有什麼可抱怨的地方，一直到死都還對他保持着最熱烈的友誼。這個相當好的退休之地，就是在他的東家死後由凡蒂米爾先生贈地的。馬爾陶先生還曾辦過許多事務，現在雖然年老，還記得清清楚楚，並且評論得十分恰當。他的談話，既有趣又有教益，沒有他那鄉村司鐸的氣味，因為他把社交界人士的口吻和讀書人的知識結合起來了。在我所有那些長住的鄰居之中，跟他交遊最使我喜悅，我離開了他，也最感惆悵。

我在蒙莫朗西還認識幾位奧拉托利會的教士，特別是貝蒂埃神父，他是個物理學教授，雖然蒙上了一層薄薄的學究色彩，我還是很喜歡他的，因為我覺得他有點老好人的味道。然而我又很難把他這種高度的純樸和他那種到處鑽——鑽要人、鑽女人、鑽信徒、鑽哲學家——的慾念與本領調和起來，他懂得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我很喜歡跟他在一起，我到處這樣誇他，我的話顯然傳到他耳朵裡去了。有一天他微笑着感謝我誇他是個老好人。我在他那微笑裡發現了一種說不出的嘲諷意味，這就在我的眼光裡把他的面目完全改變了，並且從那時起我還時常想起他那嘲諷的意味。他那個微笑酷似巴努奇買妥擔到惱的綿羊時的那種微笑，這是我能找到的最恰當的比喻。我們兩人在我住到退隱廬之後不久就開始相識，他時常到退隱廬來看我。等我在蒙莫朗西定居以後，他才離開那裡，回到巴黎去了。他在巴黎常見到勒·瓦瑟太太，有一天我萬想不到，他代這個女人寫了一封信給我，為的是通知我說，格里姆先生建議負擔她的生活費，並且要求我允許她接受這份接濟。我聽說這是一筆三百利物兒的年金，條件是要勒·瓦瑟太太住到舍弗萊特與蒙莫朗西之間的德耶來。我不想說明這個消息給我的印象怎樣；這個消息也許不那麼令人吃驚，如果格里姆自己有一萬利物兒的年金，或者他跟這個女人有點什麼較易理解的關係，如果當初我把她帶到鄉下來時人家不加給我那麼多嚴重的罪名——而現在他又樂於把她送回鄉村，彷彿她已經返老還童了。我明白，那個老太婆之所以要得到我的允許，只是因為不想失掉我這方面的接濟，如果我不允許，她是很可以不顧我的允許就接受那筆餽贈的。雖然我覺得這種慈善行為十分異乎尋常，當時卻還並不象後來那樣使我感到驚訝。但是，即使我當時就料到後來所洞察的一切，我還是同樣要表示同意的，我當時就這樣做了，並且也不能不這樣做，因為若不同意，就是向格里姆先生討價還價了。從那時起，貝蒂埃神父就把我對他的那種老好人的看法醫好了一點，他曾覺得我這種看法那麼可笑，而我又曾那麼輕率地對他產生了這種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