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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也崇尚堯舜之道，談論他們的品德行為說：「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階只有三層，用茅草搭蓋屋頂而不加修剪，用櫟木做椽子而不經刮削。用陶簋吃飯，用陶鉶喝湯，吃的是糙米粗飯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慟哭而不能盡訴其哀痛。教民喪禮，必須以此為萬民的統一標準。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貴賤尊卑就沒有區別了。世代不同，時勢變化，人們所做的事業不一定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嗇而難以遵從。」墨家學說的要旨強本節用，則是人人豐足，家家富裕之道。這是墨子學說的長處，即使百家學說也是不能廢棄它的。
法家不區別親疏遠近，不區分貴賤尊卑，一律依據法令來決斷，那麼親親屬、尊長上的恩愛關係就斷絕了。這些可作為一時之計來施行，卻不可長用，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刻薄寡恩」。至於說到法家使君主尊貴，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職分明確，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張，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刻細煩瑣，糾纏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決取於概念名稱卻失棄了一般常理，所以說它「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喪失真實性」。至於循名責實，要求名稱與實際進行比較驗證，這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察的。
道家講「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容易施行，其文辭則幽深微妙，難以明白通曉。其學說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用原則。道家認為事物沒有既成不變之勢，沒有常存不變之形，所以能夠探求萬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後物情的事，所以能夠成為萬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為法，要順應時勢以成其業；有度而不恃度以為度，要根據萬物之形各成其度而與之相合。所以說「聖人的思想和業績之所以不可磨滅，就在於能夠順應時勢的變化。虛無是道的永恆規律，順天應人是國君治國理民的綱要」。群臣一齊來到面前，君主應讓他們各自明確自己的職分。其實際情況符合其言論名聲者，叫做「端」；實際情況不符合其言論聲名者，叫做「窾」。不聽信「窾言」即空話，奸邪就不會產生，賢與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問題在於想不想運用，只要肯運用，什麼事辦不成呢。這樣才會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輝照耀天下，重又返歸於無名。大凡人活著是因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於形體。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形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形、神分離就會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復生，神、形分離便不能重新結合在一起，所以聖人重視這個問題。由此看來，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體，卻侈談「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憑借的又是什麼呢？
太史公職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遷。
司馬遷生於龍門，在黃河之北、龍門山之南過著耕種畜牧生活。年僅十歲便已習誦古文。二十歲開始南遊江、淮地區，登會稽山，探察禹穴，觀覽九疑山，泛舟於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齊、魯兩地的都會研討學問，考察孔子的遺風，在鄒縣、嶧山行鄉射之禮；困厄於鄱、薛、彭城，經過梁、楚之地回到家鄉。於是司馬遷出仕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經略邛、笮、昆明，歸來向朝廷覆命。
這一年，天子開始舉行漢朝的封禪典禮，而太史公被滯留在周南，不能參與其事，所以心中憤懣，致病將死。其子司馬遷適逢出使歸來，在黃河、洛水之間拜見了父親。太史公握著司馬遷的手哭著說：「我們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夏之世便顯揚功名，職掌天文之事。後世衰落，今天會斷絕在我手裡嗎？你繼做太史，就會接續我們祖先的事業了。現在天子繼承漢朝千年一統的大業，在泰山舉行封禪典禮，而我不能隨行，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後，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記我想要撰寫的著述啊。再說孝道始於奉養雙親，進而侍奉君主，最終在於立身揚名。揚名後世來顯耀父母，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稱道歌誦周公，說他能夠論述歌頌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邵的風尚，通曉太王、王季的思慮，乃至於公劉的功業，並尊崇始祖後稷。周幽王、厲王以後，王道衰敗，禮樂衰頹，孔子研究整理舊有的典籍，修復振興被廢棄破壞的禮樂，論述《詩經》、《書經》，寫作《春秋》，學者至今以之為準則。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諸侯相互兼併，史書丟棄殆盡。如今漢朝興起，海內統一，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我作為太史都未能予以論評載錄，斷絕了天下的修史傳統，對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記在心上啊！」司馬遷低下頭流著眼淚說：「兒子雖然駑笨，但我會詳述先人所整理的歷史舊聞，不敢稍有缺漏。」
司馬談去世三年後司馬遷任太史令，開始綴集歷史書籍及國家收藏的檔案文獻。司馬遷任太史令五年正當漢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漢朝的曆法開始改用夏正，即以農曆一月為正月，天子在明堂舉行實施新曆法的儀式，諸神皆受瑞紀。
太史公說：「先人說過：『自周公死後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後到現在五百年，有能繼承清明之世，正定《易傳》，接續《春秋》，意本《詩》、《書》、《禮》、《樂》的人嗎？』其用意就在於此，在於此吧！我又怎敢推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