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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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是唐代社會由盛而衰的轉折點。這次動亂雖然最後被平定，國家元氣已經大傷。原來存在的社會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而且隨着歷史的發展日趨尖鋭。首先，王朝統治的力量衰微了，無力改變藩鎮割據的局面。這些藩鎮擁有土地、人民、甲兵、財富，「喜則連衡以叛上，怒則以力相併」。王朝權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縮小，百姓們飽受他們的屠殺掠奪。在王朝內，宦官也掌握了軍政大權，任意廢立皇帝，政治極度腐朽混亂。在官僚中，舊門閥世族的代表和新科舉出身的代表又分成兩派，勢同水火，這就是所謂「牛李黨爭」。這一斗爭一直延續到晚唐，對許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響。宦官和官僚之間，有時互相勾結，有時又彼此對立，使中唐以後中央政權長期處在動盪不安的局面之下。帝國的邊患，也日益嚴重，使唐王朝疲于應付。

為安史之亂所破壞的社會經濟，雖然到貞元、元和時代逐漸恢復，但整個北方已今非昔比，經濟重心逐漸轉向南方。德宗時權德輿說：「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于東南。」(《新唐書·權德輿傳》)南方的揚州、蘇州、杭州、廣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華，歌樓妓館，更加發達。但是這種畸形的繁榮，更助長官僚、地主的享樂慾望。安史亂後，由於土地兼併的加劇，地主的莊園經濟日益發展。以前的許多均田戶，逐漸淪為莊園地主的佃戶，有很多農民則流亡道路，衣食無着。王朝的稅收辦法，也不能不適應土地兼併迅速、無數田園易主的形勢，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調為兩稅法。這個新的稅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的負擔，一度保證了國家財政的收入。加以航運的恢復，江淮物資能夠順利北運。憲宗時，國家實力有所增強，曾經先後平定了劍南、淮西兩個藩鎮，其餘藩鎮也開始表面上歸附中央。這就是史家所謂的「中興」，對中唐文學的繁榮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這個局面沒有維持很久，隨着政治的日益腐敗，兩稅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負擔又越來越加重了。到穆宗時，人民的賦稅負擔比德宗時增加了三倍。其他雜稅徭役，更有增無已。皇帝公開獎勵各地官僚進奉「羨餘」，立「月進」、「日進」等名目。各地藩鎮官僚更借進奉為名，殘酷搜刮，「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人民起義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終於在僖宗乾符元年在山東爆發了王仙芝、黃巢的大起義。這支勢力雄厚的起義軍，風馳電掣地掃遍了黃河、長江、珠江流域的各個地區，誅殺貪官、摧毀暴政，並攻入長安，沿途受到人民的熱烈歡迎。起義雖然被唐王朝和藩鎮的聯合力量鎮壓下去，但唐帝國也終於在藩鎮割據勢力更加猖狂的火併中滅亡了。

初盛唐文學主要是詩歌，中晚唐文學卻有多方面的發展。除詩歌風格流派更加複雜多樣而外，古文運動在這時期取得了勝利，傳奇小說也發展到了全盛的時期。變文等通俗民間文學也有更大的發展，從民間誕生的詞，也逐漸轉入文人手中成為新的詩歌形式。

在社會矛盾複雜尖鋭的形勢下，詩歌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潮流形成了波瀾壯闊的局面。安史亂後，元結、顧況等揭發社會矛盾的詩歌，成為杜甫的同調。中唐時代，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更繼承杜甫的傳統，進一步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掀起新樂府運動。他們的新樂府詩揭發了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殘酷剝削，對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對國勢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們的詩在當時就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除了以白居易為首的現實主義詩派而外，中唐時代詩歌的風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曆年間，劉長卿、韋應物的山水詩，李益、盧綸的邊塞詩，都是盛唐詩風的余響。貞元、元和之際，韓愈、孟郊以橫放傑出的詩筆，開創了奇險生新的新風格。青年詩人李賀，更融合楚辭、樂府的浪漫幻想的傳統，以濃麗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寫出了精神上的種種苦悶和追求。劉禹錫的學習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憤，藝術上也有獨到的成就。

晚唐詩歌，隨着國勢的衰危動亂，風格面貌也有很大的變化。杜牧、李商隱的詩歌，在藝術上有一些新的發展，但無論寫憂國憂民，或寫愛情生活，都有相當濃厚的感傷情調。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在黃巢起義前後寫的一些揭露社會黑暗的詩篇，繼承了白居易新樂府的傳統，但感情更憤激，批判的鋒芒也更尖鋭，從他們詩裡，我們看見了唐朝國勢搖搖欲墜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