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語堂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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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主也許會曉得當他在地球上創造人類時，他是創造了一個放浪者，雖是一個聰明的，然而總還是放浪者。人類放浪的質素，終究是他的最有希望的質素。這個已造成的放浪者，無疑地是聰慧的。但他仍是一個很難於約束、很難於處置的青年，他自己以為比事實上的他更偉大，更聰慧，依然喜歡胡閙，喜歡頑皮，喜歡一切自由。

雖然如此，但亦有許多美點，所以造物主也許還願意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他身上，正如一個父親把自己的希望寄託在一個聰慧而又有點頑皮的二十歲兒子的身上一般。我常想他可也有一天情願退隱，而把這個宇宙交給他的兒子去管理嗎……

以中國人的立場來說，我認為文化須先由巧辯矯飾進步到天真純樸，有意識地進步到簡樸的思想和生活裡去，才可稱為完全的文化；我以為人類必須從知識的智慧，進步到無知的智慧；須變成一個歡樂的哲學家，也必須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後感到人生的快樂，這樣才可以稱為有智慧的人類。因為我們必須先有哭，才有歡笑，有悲哀而後有覺醒，有覺醒而後有哲學的歡笑，另外再加上和善與寬容。

我以為這個世界太嚴肅了，因為太嚴肅，所以必須有一種智慧和歡樂的哲學以為調劑。如果世間有東西可以用尼采所謂愉快哲學這個名稱的話，那麼中國人生活藝術的哲學確實可以稱為名副其實了。只有快樂的哲學，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學；西方那些嚴肅的哲學理論，我想還不曾開始瞭解人生的真義。在我看來，哲學的惟一效用是叫我們對人生抱一種比一般商人較輕鬆較快樂的態度。

一個五十歲的商人，本來可以退隱，但還要兢兢業業幹下去，在我看來這種人就不是哲學家。這不是一個偶然發生的念頭，而是我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只有當人類渲染了這種輕快的精神時，世界上才會變成更和平、更合理，而可以使人類居住生活。現代的人們對人生過于嚴肅了，因為過于嚴肅，所以充滿着煩擾和糾紛。

我們應該費一些工夫，把那種態度根本地研究一下，方能使人生有享受快樂的可能，並使人的氣質有變為比較合理、比較和平、比較不暴躁的可能。

我也許可以把這種哲學稱為中國民族的哲學，而不把它叫做任何一個派別的哲學。這個哲學比孔子和老子的更偉大，因為它是超越這兩個哲學家以及其他的哲學家的；它由這些思想的泉源裡吸收資料，把它們融洽調和成一個整體；它從他們智慧的抽象輪廓，造出一種實際的生活藝術，使普通一般人都可看得見，觸得到，並且能夠瞭解。拿全部的中國文學和哲學觀察一遍後，我深深地覺得那種對人生能夠儘量地享受和聰慧的醒悟哲學，便是他們的共同福音和教訓——就是中國民族思想上最恆久的，最具特性的，最永存的疊句唱詞。 　　　 悠閒生活的崇尚　

中國人之愛悠閒，有着很多交織着的原因。中國人的性情，是經過了文學的熏陶和哲學的認可的。這種愛悠閒的性情是由於酷愛人生而產生，並受了歷代浪漫文學潛流的激蕩，最後又由一種人生哲學——大體上可稱它為道家哲學——承認它為合理近情的態度。中國人能囫圇地接受這種道家的人生觀，可見他們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學的種子。

有一點我們須先行加以澄清，這種消閒的浪漫崇尚我們已說過它是空閒的產物，絶不是我們一般想象中的那些有產階級者的享受。那種觀念是絶對錯誤的。我們要明了，這種悠閒生活是窮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們中有的是生性喜愛悠閒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當我讀中國的文學傑作時，或當我想到那些窮教師們拿了稱頌悠閒生活的詩文去教窮弟子時，我不禁要想他們一定在這些著作中獲得很大的滿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謂「盛名多累，隱逸多適」；這些話在那些應試落第的人聽來是很聽得進的；還有什麼「晚食可以當肉」這一類的俗語，在養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

有些中國青年作家詆責蘇東坡和陶淵明等為罪惡的有閒階級的知識分子，這可說是文學批評史上的最大錯誤了。蘇東坡的詩中不過寫了一些「江上清風」及「山間明月」。陶淵明的詩中不過是說了一些「夕露沾我衣」及「鷄鳴桑樹顛」。難道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和桑樹顛的鷄鳴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佔有嗎‧這些古代的名人並不是空口白話地談論着農村的情形，他們是躬親過着窮苦的農夫生活，在農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與和諧的。

這樣說來，這種消閒的浪漫崇尚，我以為根本是平民化的。我們只要想象英國大小說家勞倫斯‧斯特恩在他有感觸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象英國大詩人華茲華斯和科勒律治他們徒步遊歐洲，心胸中藴着偉大的美的觀念，而袋裏不名一文。我想到這些，對於這些個浪漫主義就比較瞭解了。一個人不一定要有錢才可以旅行，就是在今日，旅行也不一定是富家的奢侈生活。

總之，享受悠閒生活當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閒的生活只要有一種藝術家的性情，在一種全然悠閒的情緒中，去消遣一個閒暇無事的下午。正如梭羅在《沃爾登》裡所說的，要享受悠閒的生活，所費是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