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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人們大開新的眼界，當時一些著名旅行家的業績可表明這一點；他們利用穆斯林市國和蒙古帝國境內的和平與安全，來回橫穿歐亞大陸，周游各地。西方最聞名的旅行家是威尼斯的馬可·波羅
1254-1324年。他曾為蒙古統治者忽必烈汗效勞，任中國某城市的總督，那城市有居民百萬；當他出遊
25年後返歸故里、將自己的種種奇遇告訴同胞們時，他們都驚訝不已。遊歷範圍更廣的是穆斯林伊本·拔圖塔
1304-1378年。
他從老家摩洛哥起程，去參拜聖地麥加，然後經撒馬爾罕旅行到印度；在那裡，他當過法官，也出使過中國。後來，他回到摩洛哥，又繼續旅行，先渡海北上西班牙，再泛舟南下中非，最後抵達延巴克圖。景教僧侶拉班.巴·索馬的聞名程度要低一些，他出生於北京，他的旅行是由東往西，橫穿歐亞大陸。
1287年，他抵達位於美索不達米亞的蒙古朝廷，然後經君主坦丁堡前往那不勒斯、羅馬、巴黎和倫敦；途中，他曾受到法蘭西國王腓力四世和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的接見。
在歐亞大陸內部，這種一體化和相互影響的進行並不是連續不斷的。諸帝國盛衰不一，時興時亡；交通渠道的情況也是如此，有時暢通，有時阻塞。中國和西方之間的絲綢貿易曾繁榮一時，但隨着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的崩潰，衰萎成一道涓涓細流。同樣，歐洲商人由於蒙古帝國過早的四分五裂，也不能長久地步馬可·波羅的後塵。
不過，事實仍舊是，在整個
1500年以前的時期裡，與非歐亞世界諸分散、孤立的地區相比，歐亞大陸是一個生氣勃勃、不斷自我更新的整體。
歐亞大陸內部各地區與世隔絶的程度與世界其餘地區相比，具有根本的差別；這種差別對世界歷史來說，最為重要。著名人類學家博厄斯曾發表評論，指出這種根本差別的意義。他說：
人類的歷史證明，一個社會集團，其文化的進步往往取決於它是否有機會吸取鄰近社會集團的經驗。一個社會集團所有的種種發現可以傳給其他社會集團；彼此之間的交流愈多樣化，相互學習的機會也就愈多。大體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長期與世隔絶的部落，因而，它們不能從鄰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獲得好處。
換言之，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麼，人類取得進步的關鍵就在於各民族之間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響。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機會與其他民族相互影響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而那些與世隔絶、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滯不前。
如果將這一假說應用於全球，那麼，所有較大集團中發展最遲緩的應是遙遠的澳大利亞土著居民，其次是美洲的印第安人，然後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黑人，最後是發展最不受阻礙即最先進的歐亞大陸各民族——它們相互間不斷交往，而且交往的範圍日益廣泛。當然，
1500年以後，歐洲探險者所發現的文化發展程度的不同正是如此：澳大利亞土著居民仍處于舊石器時代的食物採集階段；美洲印第安人的發展水平高低不等，既有加利福尼亞的仍處于舊石器時代的部落，又有高度發展的墨西哥文明、中美洲文明和秘魯文明；非洲黑人呈現了相似的多樣性，不過其總的發展水平更高；最後，處于完全不同水平上的是歐亞大陸的非常先進、複雜的文明——中東的穆斯林文明、南亞的印度教文明和東亞的儒家文明。
如果博厄斯的假說僅應用於歐亞大陸，那麼，它將有助于說明為什麼中東會在歷史上居首位。中東正好地處三大洲之間的十字路口；實際上，有史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裡，中東一直是開人類進步之先河的地區。除了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以外，農業、城市生活和文明也都發源於中東。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在中東發展起來的時間早在約公元前
3500年前後，在印度生根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
2500年前後，而在中國和西歐開始生長的時間則在最後，約公元前
1500年前後——因為中國位於歐亞大陸與世隔絶的東端，西歐位於歐亞大陸與世隔絶的西端。
1500年以前，西歐几乎一直是今日所謂的不發達地區。西歐諸民族地處邊緣地帶，從那裡窺視內地，它們充分意識到自己是孤立的、脆弱的；
12世紀英國編年史家威廉
馬姆斯伯裡的說的一段話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他說：
世界的劃分是不公平的。在世界的三大部分中，我們的敵人將亞洲占為他們的世襲家園。亞洲乃世界之一部分；我們的祖先認為它相當於其他兩部分之和，是正確的。從前，我們的宗教就是在這裡伸展出它的分支；除兩人外所有的使徒也都是在這裡死去。
但現在，亞洲一些地區如果還有基督教徒活着的話，他們是靠務農勉強維持生活，他們向自己的敵人納貢，並默默地渴望、期待着我們去幫助他們重新獲得自由。世界的第 二 部
非洲也是如此，我們的敵人已用武力佔據了它
200多年；這對基督教世界是一個更大的威脅，因為非洲從前曾供養過這些猶如最有心計的精靈一般的人們，他們的所作所為將使這一停滯不前的時代象拉丁語生存得那麼長久地不受基督教《聖經》的影響。第 三 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