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雖然羅盤對航海者來說，是一種最有用的儀器，但使用時，須得到其他幾種儀器的配合。星盤，即一種用以觀測天體高度的銅製刻度盤，早在
800年以前便已為世人所知，但直到
1485年前後，才首先由葡萄牙人在西方的航海中予以使用。這種儀器頗為昂貴，故很快被結構較簡單、造價較低廉的象限儀所取代。經度測定引起的問題不只一個。
雖然用砂漏可大致地估計時間，但要精確地計算時間，只有待到
17世紀伽利略發現擺動原理時。
航海者也得到了航海情報彙編和地圖的幫助。中世紀地中海水手的一些航海因是最早額準確的地圖，圖上清楚地標明了精確的羅盤方位及關於海岸綫和港口的詳細情況。到
14世紀時，繪製地圖的技術已有了相當的發展，發展的主要中心地在熱那亞和馬霍卡。中世紀時，一些博學的教條主義者老是爭論着人能否在赤道經受住致命的日光和翻騰的海水；與這些教條主義者的著作相比，中世紀的航海圖注重事實、客觀，使人耳目一新。
以下這兩段話引自
15世紀的航海圖，可作為圖上那些如實、精確的文字說明的例證：
駛入港口時，請當心暗礁淺灘。船的航行須貼近水道中間，但航嚮應朝着東北海岸，因為那裡可以拋錨泊船。謹防船航行時過于靠近最近在東面發現的暗礁淺灘。駛入港口時，應保持船離大陸的兩船頭之距，因為那裡水深
6至
6．
5尋。
從帕拉莫薩可以到方位東、東東北
12哩處的阿克卡弗雷達的拋錨泊船處。船離陸地的距離不得近於由信標標誌的
1．
5哩。這一港灣的陸標是陡立於海邊的光禿禿的高山和遠處的島嶼。
當歐洲人抵達南亞和東亞清高度發達、軍事上強大的國家時，他們具有一叫決定性的有利條件，即在海軍裝備上占優勢。造一優勢大約只是在他們開始海外擴張時才取得，因為中世紀的海戰主要表現為攻入敵船和進行甲板上的肉搏戰。
15世紀時，歐洲人的船艦已配備着火炮，但火炮體積很小，射出的石頭不是重達幾磅，而僅數啢而且。它們能殺死人，但不能擊毀船艦。
因此，他們對於攻入敵船這種傳統的海戰戰術不是予以排斥，而是加以補充。當時，陸上已在使用大型火炮，
1453年，土耳其人在成功地圍攻君士坦丁堡時，就是這樣做的。但是，這些火炮非常笨重。無法吊到船上，更不用說架置在船上、進行發射了。
在
16世紀的前
20年中，佛蘭德、德國和稍後的英國的冶金學家發展了鑄炮技術，鑄成的火炮雖然更易操縱，但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火力。這些新火炮長
5至
12呎，能發射重達
5至
60磅的巨石，後來，還能發射如此重量的鐵丸，因而，能擊毀
300碼射程內的船體。這時，海軍的戰術已由設法攻入敵船轉為舷炮齊射；對軍艦也重新予以設計，很快每艘軍艦平均能架置
40門炮。
這些發展給歐洲人以一個決定性的有利條件，使他們能奪取並控制世界各大洋。東方的統治者也趕忙裝備自己的船，但他們的船並不是為梁置火炮而設計和建造的，在他們能重新設計自己的船之前，歐洲的海軍裝備已迅速發展，以致它們兩者間的差距不是縮小，而是增大。因此，日本人于
1905年在對馬海峽取得對俄國人的劃時代的勝利以前，西方人一直是世界海洋的無人挑戰的主人。
五、新的經商技術
造船、航海術和海軍裝備方面的進步，對於歐洲的海外擴張，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性。不過，從長遠的觀點來看，處理商業事務的新技術的發展，也同樣重要。這方面，頗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發明的複式簿記。方濟各會修道主兼數學家盧卡·佩西奧利在
1494年發表的《數學概論；幾何學及比值比例》，是一部專論複式簿記的經典著作。
佩西奧利在這部曾用作全歐洲的教科書的著作中，極力主張商人們應將每筆帳在借方與貸方均登記一次。這種簿記方法使歐洲商人任何時候都能確定商業經營的財務狀況，併進一步激發他們更努力地工作、更其有貨幣觀念。
商業方面的另一重大發展是，鑄造出各地通用的標準硬幣、貨幣的使用日益廣泛。其起因：部分在於商業增加，部分在於礦產量上升，為鑄造貨幣提供了更多的金銀。佛羅倫薩城于
1252年率先鑄造金幣弗羅林，不久，其他城市和國家也紛紛倣傚。具有標準的、可靠的價值的貨幣的出現，對商業極為有利。
這時，還出現了原始而重要的銀行和信用票據。雖然支票、匯票和有限公司如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那樣，直到
17至
19世紀間西北歐大舉擴張時，才發展起來，但是，意大利人開始這一漫長的發展過程，為時要早得多。他們早在
12世紀時，便已研製出種種形式簡單的匯票。到
1408年，熱那亞的聖喬治公會已擔負起銀行的職責，使帳單和票據流通。
漸漸地，首先在意大利，其後在北歐，出現了一些強大的金融家族。如果將下述三個世紀裡一些傑出的金融家族的財產
折合成1958年的美元加以比較，可清楚地看出財富的數全及其位置方面的發展趨向：
1300年——佩魯齊家族
佛羅倫薩＄
1600000
1440年——梅迪契家族
佛羅倫薩＄
15000000
1546年——富格爾家族
奧格斯堡＄
8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