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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匠或商人受了傷害，卻找不到一個能傾聽自己訴苦的對象；象法國那種能制止殘忍的壓迫者「總督、封建主和稅吏」胡作非為的傑出的君主、議會或地方法院的法官，在這裡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沒有什麼能鼓勵人們去從事商業。經商者若取得成功，生活並不會過得更好，相反，只會激起附近暴君的貪慾；暴君手執權柄。老在伺機攫取任何人辛勤勞動的果實。
假如有誰得到財產他的生活決不會過得比以前舒適，他也決不可擺出付生活優裕自在的樣子，相反，他須琢磨裝窮的辦法：衣着、住所和傢具得依然簡陋不堪；尤其是，得始終注意看，不可沉迷于飲食之樂。同時，他的金銀錢財還須深深地埋藏在地底下。
農民不能不向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暴君也許明天就會來，用貪婪的手奪去我所擁有並看重的一切，連能使我的悲慘生活得以苟延下去的東西也不留下，我幹嗎要為一個暴君賣命呢？
我所提及的一些事實，足以說明亞洲國家迅速衰落的原因。正是由於這種糟糕的政體，在印度斯坦，大多數城市都是用泥土和劣質材料建造的；而且，所有的城鎮，只要不是已經毀滅和遭到遺棄的。都具有行將衰微的明顯標誌。
得出這些結論的，並不只是外國觀察者。有位叫約翰·普里戈斯的希臘商人，離開受土耳其人統治的祖國後，在阿姆斯特丹發了隊在那座城市裡，人們能夠平安、公平地做商業買賣；這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說過一番很能說明情況的抱怨的話：
但是、在土耳其人統治下，誰也無法生活。土耳其人不講秩序，也不講公道。如果資本為一千，他們就要讓它增加
10倍，結果，他們去劫掠其他人，讓其他人受窮，他們不明白，其臣民的財富也就是其王國的財富。他們是完全不講公道的，而且，他們什麼都創造不了，只會搞破壞。
願上帝把他們毀了，使希臘能成為基督教的，使正義能占上風，使政府能象左歐洲那樣得到建立；在歐洲，人人都能保全自己的權益，不用擔心受到任何不公正的待遇。
帝國衰微的又一癥狀和原因是，穆斯林對西方有一種優越感：妄自以為自己是不可戰勝的。當時，他們根本沒想到，自己或許能從邪教徒即異教徒那裡學到些什麼。他們這種態度，部分是源於宗教偏見，部分是源於伊斯蘭教在早先數世紀裡的驚人成就。伊斯蘭教已從沙漠灘上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教派成長為世界上是大的、發展最迅速的宗教——它在
1500年時便已達到這一境地。
因此，凡是有關基督教歐洲的東西，穆斯林的官吏和學者就看不起，示以輕蔑和傲慢。
1756年，當法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宣告法奧同盟
它標志著歐洲外交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成立時，還得到草率無禮的通知：奧斯曼帝國政府「對一頭豬與另一頭豬的聯合」不感興趣。這種態度，在
16世紀也許是可理解的；在
18世紀，則是荒唐的、自取滅亡的。
這種唯我獨尊的態度所帶來的最有破壞性的一個後果是，在穆斯林世界和西方之間，特別是在愈益重要的科學領域，放下了一道思想鐵幕。實際上，穆斯林學者對於帕拉切爾蘇斯在醫學方面、維薩裡和哈維在解剖學方面、哥白尼、開普勒和伽利略在天文學方面所作出的劃時代的成就一無所知。不但他們不瞭解這些科學進步，而且他們自己那時什麼也沒做，也不打算將來做些什麼。
這種無知和唯我獨尊不能歸因于伊斯蘭教本身。據傳說，「去尋求知識吧，哪怕遠到中國」這句格言就是穆罕默德說的。中世紀穆斯林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方面的輝煌成就也表明，不能將伊斯蘭教與思想發展的停滯相提並論。所以，穆斯林落後於西方的原因不該到伊斯蘭教的信條中去找，而應用近代初期伊斯蘭教奄奄一息的狀況來解釋。
近代初期，伊斯蘭教已沒落到它只是意味着履行一系列宗教儀式和熟記天賜教典的程度。這種狀況又影響到教育，使教育倒退到只是以穆斯林的宗教研究為中心，而這種研究頗為膚淺，只是以瑣細無意義的分析為主要方法。
關於這一點，伯尼埃的觀察報告和繪論特別有價值。伯尼埃曾受業于法國著名科學家皮爾·伽桑狄，是位訓練有素的醫生；後來，
1656至
1668年，他一直生活在中東和印度——主要是在印度。伯尼埃認為，穆斯林世界的教育和科學之所以毫無成效，一方面是因為剝削人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因為極其缺乏從事實驗性的、可檢驗的科學研究的觀念或願望。他寫道：
普遍、極度的無知是我所努力描繪的那種社會狀態的必然結果。在印度斯坦，即便有人適當地捐贈基金，難道就能創辦起專科學校和學院？我們上哪兒去找創辦人？或者，就開院校建立了，上哪兒去聘學者？其財力足以資助子女上學的人又在哪兒？或者，就算有這樣的人，誰又敢於露出如此明白的證據表明自己很富有呢？
這些異教徒「印度教徒」對於解剖學一竅不通，並不出人意外。他們從未切開過人或牲畜的軀體。我們家裡的那些人每當我剖開一頭活的山羊或綿羊，以便解釋血液循環時，總要大為驚異，恐怖地逃走。不過，儘管他們也承認自己對這門學科一無所知，卻斷言，人體的血管不多不少，正好五千條，彷彿他們已仔細計算過一樣。
